首页 期刊 2026年03月号(总第105期) 司布真的牧师学院:牧职培训的典范

司布真的牧师学院:牧职培训的典范

文/艾伦·兰普金(Aaron Lumpkin)译/王濯扬   校/尽心

 

查尔斯·司布真(1834–1892)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最著名的传道人和布道家之一。作为伦敦都城会幕教会(Metropolitan Tabernacle)的牧师,他每周向数以千计的人宣讲福音,这也是他牧师生涯的主要服事。司布真是一位坚定的浸信会信徒,持守加尔文主义神学,这一神学思想成为他向大众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强大动力。他创办并参与了众多事工,包括建立救济院和孤儿院。据统计,他先后参与的事工机构达66所之多[2],其信仰不仅体现在言语上,更贯彻于行动中。他的正统教义(orthodoxy)塑造了他的正统实践(orthopraxy)。

 

司布真对牧师学院(Pastor’s College)的热忱,仅次于他对讲道的热爱。他志在培养能够宣讲真道、牧养上帝群羊的牧者。司布真的教育背景与归信经历,为他创办牧师学院奠定了基础。通过学院的建立与运作,司布真始终致力于培养装备优良的福音事工领袖。

 

司布真的教育背景与归信经历

 

司布真于1834年6月19日出生,父亲约翰·司布真(John Spurgeon)与母亲伊丽莎(Eliza)[3]因家境拮据,将他交由住在斯坦伯恩(Stambourne)的祖父母雅各·司布真(James Spurgeon)夫妇抚养。[4]由于祖父是公理会牧师,父亲后来也成为公理会牧者,司布真自幼便浸润于浓厚的基督教信仰氛围中。在安姑姑(Aunt Ann)与伯利夫人(Mrs. Burleigh)的启蒙教育下,五六岁的司布真已能独立阅读。[5]他常待在祖父的书房里,很早就接触了约翰•福克斯(John Foxe)与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著作。六岁时,他返回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与父母同住,但每逢暑假,仍常回祖居与祖父一同生活。回家后,他对阅读的热情丝毫不减,尤其钟爱清教徒的著作。[6]十至十四岁期间,他就读科尔切斯特的斯托克韦尔家庭学校(Stockwell House School),课业出众。之后进入位于梅德斯通镇(Maidstone)的圣奥古斯丁农业学院(St. Augustine’s Agricultural College)深造。十五岁时,他已成长为品性高洁、通晓圣经与清教徒神学的英才。[7]

 

然而,纵使勤学经卷,司布真仍未重生。那时他虽然已知晓上帝、明了己罪,却无法将这些真理与自己的生命联系起来。1850年某个主日,他踏入一间循道宗教堂,原定牧师因大雪未能赶到[8],一位临时讲员代替登台。当朴素的圣言被宣讲,悔改的呼召一经发出,司布真“立刻看见了救恩之路……乌云已经散去,黑暗消退”,他终于认识到基督宝血之珍贵。[9]

 

1850年8月,司布真赴剑桥求学。这所由他昔日在科尔切斯特学校的老师所创办的学校,为他日后的教导与讲道事工奠定了基础。[10]在校期间,司布真担任助教之职,这使得其教导与宣讲的技艺得以锤炼。

 

在剑桥期间,斯蒂普尼学院(Stepney College)院长约瑟夫·安格斯博士(Dr. Joseph Angus)曾邀约司布真会面,商讨他继续深造的事宜。司布真虽对神学教育抱有热忱,却不愿因此成为其他人的负累。二人约定在著名出版人丹尼尔·麦克米伦(Daniel Macmillan)的家中会面,司布真如约而至,被安排在客厅就座,却苦等两小时之久,他心中纳闷安格斯博士是否还会赴约。却不知,博士早被引至另一个房间等候,两人就此错过。司布真离去时,一句经文重重压在他心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耶45:5)于是,他决定不再继续接受正规教育。[11]

 

虽然司布真没有继续接受正规的教育,但他已充分具备牧养与培训他人的能力。那时英格兰牧者中,若论博览群书,恐怕无人能与之比肩。

 

若没有那些在他身上倾注心血,并将他引向主耶稣基督拯救大能的前辈,便不会有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司布真。因着与圣经中永活基督的相遇,他的生命被彻底翻转了。清教徒与其他诸多属灵先贤,共同塑造了司布真,使他持守一种强调归正、门训和善行并以基督为中心的事奉观。

 

司布真与牧师学院

 

司布真不仅在讲道和布道方面是一位领袖,更以培养未来牧者为己任。他视牧师学院为自己所开创的最重要的事工之一,因而写道:“我肩负的责任,不仅是自己传讲福音,更当助人同担此任。”[12]他立志培养能够传讲福音的领袖,渴望见证被福音翻转的生命。

 

牧师学院肇始于1855年,那时还是一间非正式的院校,缘起于司布真开始门训托马斯·梅德赫斯特(Thomas Medhurst)。此人在司布真的牧养下归信基督,并于1854年受洗。梅德赫斯特初信之时,便结出许多属灵的果子,于是司布真鼓励他投身牧职。不久,他便随司布真接受牧养训练。随着时间推移,司布真意识到若要培养更多牧者,需要获得他人的协助。

 

1857年,经两位执事举荐,司布真邀请乔治·罗杰斯(George Rogers)担任牧师学院导师。十年间,学生从一人增至八九十人。[13]学院初设于罗杰斯家中,1861年因人数增长,迁至都城会幕教会的地下室。后来,学校筹集资金,终在坦普尔街(Temple Street)兴建新校舍,自1874年使用至1923年,方迁往南诺伍德山(South Norwood Hill)。[14]

 

司布真深信:学院事工乃是时代之亟需。牧师学院迥异于当时其他院校,他曾阐明办学宗旨:“教会所需要的,并非追求渊博学识之牧师,而是专务拯救灵魂之仆人。”[15]司布真意在将牧师学院打造成一个赢得灵魂的训练场。他进一步宣称,学院使命乃是:“藉着教导那些被圣灵选召的忠信之人,使得上帝恩典的福音得以被持守并广传。”[16]司布真认为,同时代的其他学院不足以培养上帝托付于他的学生,这些学院不仅学费高昂,更令人扼腕的是,他们在福音立场上的偏离。司布真并未因这些既有缺憾而哀叹,反而立定心志,建立合乎上帝心意的学院。

 

司布真致力于提升未来教会领袖的神学清晰度与宣教热忱。[17]他效法路德与加尔文,曾如此论述:

 

伟人之成,多赖其能将自身的品格和信念,深深印刻在他们所接触的人身上……当亨廷顿伯爵夫人(Countess of Huntingdon)[18]觉察大众需要被福音影响并改变时,她即刻明白必须设立学院,来进一步训练这些刚刚开始传道的年轻人。正是这种被圣化的常识(sanctified commonsense),引领教会去建立一所学院。[19]

 

司布真深知建立学院的必要性。这种信念极其深刻,促使他竭力培养福音里的工人。牧师学院并非照单全收所有申请者,唯有那些至少讲道两年以上的人,才会被录取。司布真并不认为自己能“制造”出一位牧师,相反他只训练那些已经被上帝呼召并赋予恩赐的人。故此,如果申请人确实被认为有上帝所赐的恩赐,纵使他无力承担学费或学历未达要求,也不会被拒之门外。[20]

 

这所学院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神学教育方法,即将课堂训练与有导师指导的实习相结合。学生们深度参与都市会幕教会的各项事工,从而将所学付诸实践,并于实地观察中体悟课堂所教授的实践神学。[21]

 

司布真在领袖培训方面的投入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在成立的头十年,学院迅速发展。到了1865年,牧师学院年度会议开始提供统计数据报告。当年,毕业生所服事的教会共有7359名会友;至1891年,会友人数已增至63211名。自1875年后,会友净增长率更为显著,平均下来,年净增会友为2911人。在1865-1891年间,学院毕业生共为96035人施洗,年均施洗3557人。

 

司布真最终实现了创办学院的初衷。他发掘并培养了许多具有恩赐、委身于布道与门徒训练的牧者。[22]其中一部分人更被差往异国传道,这也是他的夙愿。[23]对于那些毕业时未遇牧职空缺者,司布真鼓励他们开拓建立新的教会(植堂事工)。[24]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院的成就获得宗派内的广泛认可。一份宗派刊物指出,牧师学院的年度收入竟堪比布里斯托(Bristol)、罗顿(Rawdon)及摄政公园(Regent’s Park)三所学院的总和。该刊在深入考察后得出结论:“在为教牧人员提供学院培训这项事工上上,司布真先生及其友人的热忱与慷慨,超过众多牧者与同工。”[25]这座为训练福音使者而创立的牧师学院,圆满地完成了其使命。

 

司布真对学生的讲座教导

 

在牧师学院,司布真主要通过讲座培训神学生。他常于每周五下午召集学生授课[26],内容涵盖多重主题。他尤为强调学生的灵性健康——因为唯有属灵健康的牧者,才能结出丰硕的事工果实。

 

司布真首先教导学生,生命必须与救主紧密相连。牧者首当蒙恩得救,因为若非如此,一切事工终是徒劳。蒙恩得救的牧者还必须生命成熟,持续追求圣洁与敬虔。如此孜孜以求,方能活出无可指摘的生命,塑造与圣经相符的高尚品格。若无此根基,便不配称为牧者。[27]

 

关于牧职呼召,司布真提出四重检验标准:

 

其一,学生必须对牧会怀有强烈而专注的渴望;如果除了上帝的荣耀外,还存有任何其他欲求,便不应追求圣职。

 

其二,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讲道教导恩赐;因为若非如此,就无法证明他们蒙召去讲道。

 

其三,学生在带领失丧灵魂得救这方面必须结出一定的果子;若人们未能因其生命的影响而归信,那么该学生的呼召就是未被印证的

 

其四,其教导必须被教会认可;司布真藉此指出:学生的教导应当造就教会,并符合圣经中列出的资格和标准。[28]

 

司布真自始至终强调祷告在事工中的核心地位。这不仅是他的教导,也是他自身的实践。他致力于教导并亲身示范一种恳切寻求上帝的祷告生活方式。他为人们祷告,无论他们是否已经归信。[29]司布真关于祷告的教导,于个人祷告、公开祷告皆可适用。关于个人祷告,他教导说,祈祷是持续不断的,因为人应当终日与上帝亲密相交;个人祷告也有助于讲章的预备,忽视它的人实属狂妄自负;讲道后更当为听众继续祷告。个人祷告是牧者生命的必需。[30]

 

至于公开祷告,司布真也提供了相应指导:应当符合圣经、避免刻板的仪式化,并专注于上帝;祷告需避免世俗的言语、无益的重复与强求,当从心发出;在敬拜之时合宜地穿插长短适中的祷告是有益的。司布真深信,遵循这些原则的祷告必将造就会众。[31]

 

在讲道训练中,司布真兼顾内容与传讲方式。学生们首先需掌握释经技巧以理解圣经,并深研神学以夯实话语根基。只有在这之后,学生们才会被教导表达技巧和例证的重要性。[32]他常在学生讲道后直接点评,以坦诚之心谋求他们的最大益处。他反对照本宣科,要求学生脱稿宣讲,并视此为造就成功讲道的必要能力。[33]

 

司布真力主讲章以经文为本,不要堆砌细节;并以有序的方式,充满与福音相连的教义。[34]司布真还就如何选择讲道经文向学生提出建议。他认为,不应由他人代选经文,而应当选择那些正在塑造牧者本人生命的圣经篇章。与此同时,牧者也应不断学习研读经文,并据此撰写讲章。[35]

 

司布真也教导例证在讲道中的重要性。考虑到周五的讲座通常是一周的最后一课,学生难免疲惫,他特意在授课中示范如何适切地运用例证。他希望学生们能看到例证的价值,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讲道中。[36]他强调,例证不应被视为讲道的支柱,正如窗户不是房屋的承重结构一样;故不宜滥用,而应节制使用,以吸引听众、照亮主题。[37]即使在关于例证的讲座中,他也告诫学生:只讲自己所知之事,避谈尚未明白之理。[38]因此,例证当用于引导人明白圣经真理。

 

司布真与学院的其他导师还教授其他几个关键领域:圣经研读、神学、教会历史、圣经语言与古典语言、日常牧养事工及通识修养。[39]学生们被教导要将圣经带入生活——仅有解经技巧并不足够,必须将经文与人的生命相连。他们也被鼓励研读历代基督教思想家和神学家的著作。司布真与导师们深知原文的重要性,因为上帝的启示正是藉此媒介进行传递的;故学生们必须透彻掌握这些语言。学院还提供阅读书单,以促进学生的灵命成长与批判性思维能力。[40]学生们被训练成为勤奋不辍、怀有异象的激励者,能够带领会众追求上帝的荣耀。[41]

 

总体而言,这些讲座表明:司布真致力于培养能够沿着信仰先贤们所铺设的道路继续前行的领袖,尤其在祷告与讲道这两项核心职责上,继承属灵传统的不灭薪火。

 

结语

 

查尔斯·司布真,这位毕生致力于践行上帝的呼召,以讲道与培养教会领袖为使命的牧者,历经时代验证,已成为基督教历史上丰碑式的人物。其思想对后世代的信徒具有深刻影响,时光长河将永续见证。

 

司布真渴望高举基督,这种渴望浸透于他生命的方方面面。对耶稣、对教会、对与基督隔绝之人的爱,催生了他强有力的讲道事工,也孕育了一间以“培育门徒,遍及万邦”为使命的学院。通过牧师学院,司布真延续了训练福音使者的属灵传承——正如保罗对提摩太的嘱托:“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2:2)

 

作者简介:

艾伦·兰普金博士(Dr. Aaron Lumpkin),美东南浸信会神学院(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历史神学博士,现担任密苏里浸会大学(Missouri Baptist University)灵命培育副校长兼神学助理教授。他和妻子撒拉(Sarah)育有三个孩子。

 

[1] 本文取自唯独教会网站(Sola Ecclesia)于2022年7月18日发表的文章,原题目为Spurgeon’s Pastor’s College: A Model for Pastoral Training。网址链接:https://solaecclesia.org/articles/spurgeons-pastors-college-a-model-for-pastoral-training/。2026年3月11日存取。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阿诺德·达里茂,《司布真传》(增订版),陈凤译,新教著名人物传记译丛(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168。

[3] 达里茂,《司布真传》,12。

[4] Rodney Douglas Earls, “The Evangelistic Strategy of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for the Multiplication of Churches and Implications for Modern Church Extension Theory” (PhD diss.,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9), 26–27.

[5] 达里茂,《司布真传》,11。

[6] 达里茂,《司布真传》,14–15。

[7] 达里茂,《司布真传》,16–17、20。

[8] 关于这些情况的实情,目前尚有争议。参见Peter J. Morden, Communion with Christ and His People: The Spirituality of C.H. Spurgeon (Eugene: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4), 48–55。

[9] 参达里茂,《司布真传》,22–24。

[10] W. Y. Fullerton, C.H. Spurgeon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20), 43.

[11] Fullerton, Spurgeon, 53–55; Dallimore, Spurgeon, 38–39; G. Holden Pike, The Life and Work of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London: Cassell & Company, Limited, 1894), 1:71–74.

[12] C.H. Spurgeon, The Sword and Trowel: 1883 (London: Passmore & Alabaster, 1883), 85.

[13] Ian M. Randall, A School of the Prophets (London: Spurgeon’s College, 2005), 2–3.

[14] Randall, A School of the Prophets, 3–4.

[15] C.H. Spurgeon, C.H. Spurgeon’s Autobiography, Compiled from His Diary, Letters, and Records, by His Wife and His Private Secretary, vol. 3, 1856–1878 (Chicago: Curts & Jennings, 1899), 129.

[16] C.H. Spurgeon, “Annual Report of the Pastor’s College,” The Sword and Trowel, 21 (June 1885), 307.

[17] Earls, “The Evangelistic Strategy,” 81–82.

[18] 亨廷顿伯爵夫人(Countess of Huntingdon)指的是塞琳娜·黑斯廷斯(Selina Hastings),一位18世纪英国贵族女性和宗教领袖,她通过创立“亨廷顿伯爵夫人联合教会”(Countess of Huntingdon’s Connexion),在英国的宗教复兴运动,特别是循道宗和加尔文主义复兴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她的努力促成了切森特学院(Cheshunt College)的成立,该学院后来迁至剑桥,成为重要的神学教育基地。——译者注

[19] Pike, Life and Work of Spurgeon, 4:356.

[20] Timothy Albert McCoy, “The Evangelistic Ministry of C.H. Spurgeon: Implications for a contemporary model for pastoral evangelism” (PhD dis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9), 279–80.

[21] 参达里茂,《司布真传》,119。

[22] McCoy, “The Evangelistic Ministry,” 282–85.

[23] Pike, The Life and Work of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2:383.

[24] Earls, “The Evangelistic Strategy,” 85.

[25] Pike, The Life and Work of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3:154.

[26] Pike, The Life and Work of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4:294.

[27] 参司布真,<第一章 牧师的自我警醒>于《注意!牧者们》,甘霖译(改革宗经典出版社,2010),1–19。

[28] 参司布真,<第二章 事奉的呼召>于《注意!牧者们》,20–39。

[29] 参达里茂,《司布真传》,120-121。

[30] 参司布真,<第三章 传道人的私下祷告>于《注意!牧者们》,51–66。

[31] 参司布真,<第四章 我们的公开祷告>于《注意!牧者们》,67–90。

[32] 参Randall, A School of the Prophets, 17。

[33] 参Pike, The Life and Work of Spurgeon Charles Haddon, 3:78。

[34] 参司布真,<第五章 讲道的内容>于《注意!牧者们》,91–105。

[35] Spurgeon, Lectures, 81–96.(《注意!牧者们》未收录这部分内容。——编者注)

[36] Earls, “Evangelistic Strategy,” 95.

[37]  参司布真,<第十八章 讲道中的例证>于《注意!牧者们》,355–73。

[38] Spurgeon, Lectures, 436.(《注意!牧者们》未收录这部分内容。——编者注)

[39] Randall, A School of the Prophets, 11.

[40] Randall, A School of the Prophets, 12–16.

[41] Randall, A School of the Prophets,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