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能仁深入虎穴，在撒但掌权千年的罪恶渊薮传讲使人“出黑暗、入光明”的福音，因此激怒了仇敌。1916年10月8日，绝非是富能仁第一次读到雅各书4:7，恐怕也并非他第一次宣讲其重要性。但当他在旷野中呐喊出这一真理时，便见证到魔鬼逃之夭夭，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见证到撒但被击溃后的灵魂大丰收。“务要抵挡魔鬼”，以及它所夹带的怀疑、失望、纷争、骄傲……神可以使貌似颗粒无收的禾场，一夜间冒出百多家归信者。

从亚伯拉罕入迦南到以色列人进迦南相差数百年，神却让富能仁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福音大面积临到大峡谷的情景。后人称富能仁为“傈僳人的使徒”时，或以为他振臂一呼，就吸引了万人归主。但当时的他，至少有五六年的时间如入旷野，几乎颗粒无收。如果他就此回到平原，以他的中文能力，也能建立汉人的教会，但也就没有日后“福音谷的传奇”。富能仁的可贵之处，便在于遭遇事工上的“滑铁卢”之后，仍然紧紧抓住神的应许。

深受复兴运动影响，西方宣教士在东方民族中传福音时比较强调个人得救，而忽视群体归主、家族归主的重要性；又因为受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影响，倾向于理性思维，忽略了撒但对人们身心灵捆绑的灵界因素。富能仁花了五年时间才看到这些盲点：神让他在莫师傅家见证偶像势力被击败的果效，在滩岔经历村民首领态度的变化，为要预备他未来在傈僳人中更大的工作。

自富能仁在腾越看到傈僳人并对他们产生负担起，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虽然从表面上看一事无成，但在这段漫长的摸索期，他已经撒出很多福音的种子，并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结出了果子。富能仁之所以受到滩岔关门的打击也不气馁，遇到莫师傅慕道期仍拜偶像的情况也不灰心，正因他深信，照信心所求的，神就会按信心成就。今天你是否也因看不见服事的果效而灰心气馁，虽坚持祷告却缺乏信心？求神打开你属灵的眼睛，看到神在你生命中多年前埋下的伏笔。

傈僳族对富能仁的“惧怕”，或许与格拉森人对耶稣的惧怕有一些相似之处：若是一个族群在人与鬼的辖制下生活了几千年，便会失去与恐惧搏斗的勇气。他们宁可放弃唯一得救的希望，也不敢打破既有的“平衡”。傈僳人惧怕的，不仅是鬼魔，还有汉人；而汉人惧怕的，是能给傈僳人创立文字、带来自由的洋教士。汉人不信主；因为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他们也不让周边的族群信主。正如见证了赶鬼神迹的格拉森人，反而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当我们看到富能仁蒙召到了中国，到了西南边陲，甚至到了大峡谷，仍然陷入属灵的黑暗时，或许会忍不住呼求说：主啊，你还要一个工人顺服到什么地步？！若我们能认识到，所有的表象都指向背后的黑暗势力时，或许我们的回应会很不一样。同样面临分辨各种声音的挑战，富能仁与他的主采取同样的战略：不同的处境需要不同的真理，既可以是相对被动的“主啊，救我！”，也可以是主动的“撒但退去吧！”

如果说神的救恩计划系于耶稣一人的顺服至死，哥林多教会的建造始于保罗一人的言传身教，滇西傈僳人的归主则始于富能仁一人的执着坚守。放弃腾越城中日益起色的汉人事工，滇东野外突飞猛进的苗族事工，去孤身开拓前景不明的滇西山民事工，展现出富能仁的癫狂；而不强推自己的心愿、顺服团队的调遣，又显出他的谨守。或许，这不仅仅是宣教士和传道人当有的一体两面，也是每一名基督徒当扪心自问的功课：今天，基督的爱激励你为谁癫狂？又为谁谨守？

按照杰森•乔治的《三维福音》分析，富能仁来自以罪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而傈僳人则属于以惧怕为主导的部落文化。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宣教士，往往低估了灵界势力的真实性；富能仁在傈僳人身上看到孩童般的纯朴，也如同爱孩子一样爱他们；而他们作为属灵的婴孩，对福音的理解过于稚嫩，以至于根本无法抵挡撒但的反扑。现代社会的不同群体中，同样充斥着祖先崇拜、通灵交鬼的习俗。作为福音使者，我们应当先如何梳理自己的生命地图，再为服事对象量身定制认识福音的路线图呢？

腾越一带平原的汉人和山上的傈僳人，虽然没有能力供养富能仁（甚至还得到他的一些恩惠），但英国的教会却以金钱和祷告长年支持着富能仁在远东的服事。带着众肢体的祝福，富能仁没有辜负已经托付他的责任，以非凡的热忱和创意与不同的族群分享福音。宣教士不是雇佣兵，而是金钱买不到、聘不来的志愿军。你在日复一日的服事中，是否渐渐丧失了起初的爱心？或在汹涌的跨文化冲击中，消磨了当初蒙召时的士气？尽管福音事工不能保证你的生计所需，切记还有另一种赏赐，那便是：人们因着你的口传身证，白白得到了无价的福音。

宣教是“肥水流往外人田”的运作，唯有投入者怀着彼此亏欠的心才有可能持守到底：已得之地自觉亏欠了未得之地的福音之债；母会视差派、关爱、供养宣教士为己任；捐赠人甘心乐意地为千里之外的异族人而降级消费；代祷者心甘情愿地定期在施恩宝座前努力代求；宣教士告别骨肉至亲而选择飘洋过海；骨肉至亲难舍难分仍祝福家人奔赴禾场；异乡异族信徒视福音使者如父如兄、如母如姊……“宣教是神学之母。”西方宣教士常常到了东方禾场和部落群体中，才能切实感受到“彼此相爱、互为肢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命连接，也能更深地体会到保罗书信中所描述的，唯恐彼此亏欠的那种互为肢体之美。

在宣教史上，随处可以看到“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的案例，让人无可自夸。先驱们在栽种之初，就凭信心而盼望数年、数十年、数世纪之后定会有不同的人浇灌，不同的人收割；而后来者则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缅怀先贤并继续建造和远眺。近现代宣教士几年一次的述职，以及驻地调动，让“接力宣教”的现象更加常见。其实我们每个人所做的某件事或所说的某句话，或许都是对方信仰之旅上的关键一环，是神国宏大棋局中的一处落子。唯独庄稼之主有全盘的计划，并让生命按时成长。

当想到马太福音28:20中神同在的应许时，我们比较多以为的是，当我们在做轰轰烈烈的大事时神的同在，譬如上台讲道、领人归主、为人施洗、献堂礼拜……殊不知神也在诸般的小事上与我们同在，譬如整理行李、练习发音、背默单词、打手势、水土不服、晕船晕机、倒时差等等这些看似摆不上台面、写不进代祷信的琐碎日常中。飘洋过海本身不能使我们成为宣教士，若不能在熟悉的此时此地体会到神的同在，在异国他乡的彼时彼地也不能捕捉到神的同在。

在富能仁即将结束专业技能培训的大学最后一年，神的呼召临到了他。他没有机会运用他的工程学知识，便奔赴宣教禾场，看似是极大的浪费。但其实，富能仁的音乐天赋、运动爱好、工程师的头脑，都是造物主在他生命中埋下的伏笔，在他日后的服事中起到了或隐或显的作用。神作事有定时，当祂将一个器皿陶造得当之后，便征召其投入一生之久的服事。

“大使命”作为神旨意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三个世纪，都没有进入教会的主要视野。返国疗养的戴德生夫妇在1860–1866年间看到，即便在属灵复兴运动余热中的英国教会，对异国他乡的属灵需求仍然缺乏关注。然而，当我们定意走出安乐窝执行祂的旨意时，祂的国度便悄然彰显在祂的百姓中间了——这样的一种信仰团体将不知不觉地吸引更多的人一起追寻祂的国，正如戴德生夫妇和他们的年轻团队，对安妮·帕尔默这个女学生以及她后裔的深远影响一样。

寻找忠心的教会领袖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基督徒的视野中，“杨腓力事件”已经不是第一起令信徒震惊、失望的“榜样塌房”事件了。2021年拉维·撒迦利亚被起底，2025年史蒂芬·劳森向公众认罪，此外，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处境中，类似未被公开报道的软弱与跌倒，也或近或远地发生在我们周围……当一则又一则的坏消息传来，当一件又一件的坏事情发生，除了叹息、抱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事件的原因呢？尤其是在家庭教会的文化处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面对传道人犯罪的问题？我们（除却个人，还包括教会）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一支主要由特别浸信会牧师和教授所组成的团队，在他们的著作《以经文为导向的讲道》（Text-Driven Preaching）中，对于讲道中的应用部分进行了详细论述，本刊将其翻译成文——《以经文为导向的讲道应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关于预备讲道应用方面的见解，颇为清晰、有条理，深具学术性与实践性，且展现出属天的智慧和教牧关怀。这些内容不仅便于传道人在预备讲章应用时学习、实践，对于当代中国家庭教会面临的挑战，也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我自己在神话语中的事奉，正迅速走向终点；而我最大的一个安慰，乃是看见教会的大元首兴起了年轻的传道人，来填补我们这些即将退场之人的位置。我始终认为，传讲福音乃是世上最尊贵、最重要的工作。当下教会的处境，迫切需要具备最高资格的传道人。而在一切资格之中，没有哪一项比深切、真诚、属灵的敬虔更为不可或缺：一颗长久浸润在基督之灵中的心，甘愿为祂的缘故将万事当作有损；并且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好能欢然跑尽当跑的路，成就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样一位有智慧、有忠心、劳苦的工人，在结束地上的事奉回到天家时，至高的审判主必亲自显明祂悦纳一切忠心的仆人——就是那些按正意分解真理之道的人。

教会始终需要领袖，也就是新约圣经中提到的长老。神要我们去交托、去训练那些能忠心教导他人的人。所以，我们要大胆地栽培和兴起同工，在教会中营造产生领袖的文化，留意潜在的领袖人选，并与他们建立深度的门训关系，制造大量服事的机会邀请他们参与，给他们最宽广的成长空间。培养领袖，值得冒险，但冒险也必须建立在稳固的建制框架和敬虔的反馈机制的基础之上。

长老会人士相信，以长老为代表的治理教会原则源于旧约，延续至新约，在初代教会中施行，于二世纪中叶逐渐弃用，直至十六世纪欧洲西方教会宗教改革时期才在教会得以重现。地方教会的代表性领袖由牧师与长老组成，长老会传统称之为“堂会”，欧陆改革宗传统则称之为“牧长会”。“长老会区会”是由较小地理区域内众教会的牧师代表及治理长老代表组成。“大会”则由较大地理区域内教会的牧师代表及治理长老代表组成。“总会”则由代表整个宗派教会的牧师及治理长老组成。长老制教会治理体制具有代表性与联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