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拆毁与建造

文/江鸟医生

上篇：神的拆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完全忽略历史，就难以正确对待人生。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忽略我们以往的历史。我希望弟兄姊妹能知道一点上世纪中国基督徒的遭遇，所以想分享我个人的经历，供各位主内肢体参考。

 

我没有什么奇特的经历，我所谈的是神在我的失败软弱上显出祂的怜悯和能力。我将我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呈现在大家面前，每个阶段二十五年。在第一个二十五年中，我重生得救，在第二个二十五年中，我经历了种种苦难拆毁，软弱失败；第三个二十五年，我回转在神面前，开始学习事奉。

 

第一个二十五年

 

1、我要主耶稣的爱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参加各种礼拜堂的活动。每逢家中有重大事件，父母总会邀请牧师来家中主持祷告。然而，在我的记忆中，这些仪式似乎就是基督教的全部，当时我对信仰的真正内涵一无所知。

 

1950年我二十岁，在圣约翰大学攻读医预科。我发现校园里有一群与众不同的同学。他们待人特别诚恳，充满爱心，性情温和友善。后来得知，他们都是基督徒。那时，学校还允许组织聚会，他们经常张贴布告，通知大家聚会的时间和内容。同年冬天，他们举办了一场福音布道会，并邀请我参加。那次聚会讲到神在耶稣里的爱，最后呼召说：“你们要不要耶稣的爱？”我心里想：“要不要爱？我要啊！”

 

我从小在家中备受宠爱。我上面有五个姐姐，母亲生下我时，仿佛天上掉下来一个儿子，因此对我格外疼爱。然而，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到大学，每逢开学我都不在家中居住，而是寄宿在学校或附近的亲友家中。这种经历让我始终觉得自己仿佛永远找不到家，看到别人能与父母朝夕相处，我总是无比羡慕。我经历过日本统治的时代，目睹日本兵常常拿着带刺刀的步枪对着马路上的行人；也经历过抗战胜利后的时代，见证了金圆券暴跌、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我心里常渴望有真爱。当讲员[2]呼召要不要接受耶稣的爱时，对爱的强烈渴望让我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明确表态：“我要耶稣的爱。”从那次我接受了主以后，又在医学院同学俞崇信、许梅骊等人的帮助下逐步明白了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与我的关系，我认真地向神认罪祷告，诚心接受了耶稣。我就真正成为信耶稣的人了。从此主耶稣在我心里，直到如今。我曾经身处非常严酷的环境，甚至有人以为我要自杀了，其实我心里一点也没有这种意念，因为主耶稣的爱环绕、引领着我。是主的爱，把我一直带到今天。

 

2、生命改变

 

从那以后，我的内心世界、喜好、习惯都逐渐与从前不同。在课堂上听课时，我思念着主耶稣；课后走在路上，我也常常默想主耶稣与我的关系。过去，我对音乐情有独钟，热衷于收集唱片，但渐渐地，我发现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抓住”了我的心——我开始越来越喜欢参加聚会，享受灵修和阅读圣经的时光，也乐于与弟兄姊妹们交流分享。

 

那个时期，聚会的氛围非常浓厚，几乎每周我们年级都会组织聚会。我们年级有两个班，总共有一百多人，其中大约有二十位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中不乏班里的“头等学生”，比如班长或组长。每天晚上六点半到七点，有一部分人在一位老师家里一起祷告。每周还有一次全校的聚会，每个礼拜天我们就分散去各教会。1952年我开始参加上海南阳路聚会处的聚会，那里主日下午有青年聚会。

 

我在校住宿，清晨六点多，校园的各个角落常常能看到有弟兄姊妹坐在那里读圣经。有的弟兄姊妹认真而有规律地读经，有时晚上即使宿舍的灯已熄，他们也会在走廊上继续读完当天计划要读的经文。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则利用零碎时间，见缝插针地在公交车站或公交车上读经。大家都心里火热。

 

从1950年我蒙恩得救到1954年，这四年时间里，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拓宽了我的眼界，也彻底超越了我原先无知时所认同的价值，改变了我过去的生活习惯和追求，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所形成的新的人生观，深深根植于神的爱。通过那几年的个人灵修生活，以及教会和学校里的聚会生活，我逐渐产生了一个坚定的心愿：我愿意为了我的信仰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我的工作、事业、时间、家庭和钱财。为了满有爱的主耶稣，我愿意毫无保留地付出。实际上，我也在一步步地践行这个心愿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个时候，每逢暑假和寒假，我们许多学生参加上海全市的大学生、中学生的假期特会。这样的学生聚会全部由学生自己筹办，不募款，不收费，一千多人吃饭谁供给呢？就是靠学生们自由奉献。有一次为期三天的聚会，第二天打开奉献箱时，奉献款还远未达到所需经费；然而到了第三天，奉献款不仅完全满足了所有的开销，甚至还略有剩余。这让所有人都见证了神作工的奇妙。那时我家里要是给我几块零花钱，我都是一分不留、全部放进奉献箱去的。

 

3、晴天霹雳

 

1954年，我作为医学生的学业即将结束，毕业前一年需到医院实习。那时，全国基督教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政府联络了一些人成立了所谓的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三自”本指自立、自传、自养，原是好事；但三自革新委员会却指令全国各地的教会，开展批判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批判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毒素的运动。因此，从1954年到1955年，各地教会都陆续开展控诉运动。渐渐地，我发现自己认识的人中开始有人被点名批判，“主再来”和“马利亚怀孕生子”等教义竟被视为“毒素”，批判范围不断扩大。

 

许多弟兄姊妹对此难以理解，我所在的教会尚未正式加入三自革新组织（以下简称“三自”）。原本1955年夏天我就可以毕业分配工作，但在毕业前，学校组织特殊学习，将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基督徒集中起来，要我们认识并批判信仰中的“帝国主义毒素”，写出检查。这次学习并非普通的学习，而是隔离学习，我们被一对一监视，不能回家，甚至连上厕所都有人盯着。

 

这几年，我为了信仰甘愿奉献己身，如今却要我批判其中的“反动言论和行动”，我脑中一片空白，不知这“批判”从何落笔。我在教会的四五年里，感受到的是神的爱以及弟兄姊妹的爱，初尝圣经真理，甘愿为此献身。我找不到所谓的“毒素”或“反动言论”。因此，我每天坐在那里，与监视我的同学面面相觑，只能苦笑。就这样，我的隔离审查从1955年8月一直持续到1956年1月。整整半年时间里，我们都不能回家，偶尔有人因家中特殊情况请假回去一趟，也必须在当天晚上返回。

 

那段时间，报纸上常常报道批捕某地教会的反革命分子的新闻。河南、福州、杭州……情势越来越紧张。1956年1月29日上海《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是：“破获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那天凌晨，我所在教会的主要负责同工们几乎全部被捕了，当天下午上海的基督徒在一个大的剧院里开大会，有两千五百多人参加。[3]开会时有人上台控诉。那时我们还在隔离审查，被要求通过收音机收听这次大会的情况。

 

第二天，我们被领到原先聚会的地方，和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一起听录音。录音中，昨天被捕被批判的那些人，通过广播一个一个地说：“我是反革命分子……”这些声音我们很熟悉，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都非常地惊讶：怎么回事啊？他们才进去一两天，怎么都说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呢？我们为之献身的信仰怎么了？为什么教会的领袖都成了反革命分子呀？

 

我们已经学习了半年，谁都没有认识到这样的事情。心里不禁生出怀疑——到底是真是假？同时又充满懊恼，灰心丧气。“我为之献身的，怎么现在成了这样？”我们这些青年人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一个都抱头痛哭了。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三自革新”是革命的行动，你不参加“三自”，不批判帝国主义的毒素，不批判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你就是站在革命的反面——在这个前提之下，所有没有参加“三自”的人都叫“反革命”；并且，录音是可以加以剪辑制作的。但那时，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都碎了。

 

第二个二十五年

 

1、放弃前途

 

我们继续学习，继续检查。到1956年3月份告一段落，进行毕业统一分配。领导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学生，没有问题，好好工作，轻装上阵。”那时候我已经26岁，大学读了七年（我之前在东吴大学已读了一年医预科，又隔离学习晚了一年毕业），好不容易参加工作。我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市中心医院，工作格外努力。那时我的一个亲戚也在那所医院里，他知道我分配工作晚了一年，就说：“你在食堂里千万不要祷告啊！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基督徒。”我心里想：“我的信仰已经跟我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了，神的印记在我里面，不让我祷告，我办不到。” 所以我照样谢饭。我住在集体宿舍，早晚都跪在床前祷告，这是我的生活。宿舍里其他的人难免议论，但我已不在意。

 

一年以后，我被评为“年度先进工作者”。有一次，医院的党委书记来找我说：“你工作还不错嘛，可你信教的问题怎么到现在也没解决？这会影响你前途的。”我知道什么叫“影响前途”，1956年前后，在上海无论你是多么优秀的高中生，只要在表格上填写自己是“基督徒”，就无法被大学录取。医院里本来就有一套规矩：大学毕业后进入医院，通常从住院医生开始，逐步晋升为主治医生，再到主任医生，层级分明，按照工作年限逐级晋升。但后来我就发现，比我晚进来一年两年的住院医生都能领导我了，他们一个个地出去进修，或者出国访问，而我却永远停留在最底层。我接受了这个现实。我和北京的弟兄们有时候一起交通，彼此勉励——这就是雅各的红豆汤啊！如果你要讲实惠，喝了解渴又解饥；但如果你要持守长子的名分，那就得放下这碗红豆汤。反正我好好工作，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就是为了爱神的缘故为神而做。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只求主加添我的信心和持守的力量。

 

2、神家渐衰

 

1956年左右，“肃反”和“反右”运动相继展开。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如火如荼，大家忙得不可开交。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在医院后院炼钢铁。上海有人把家里的铁床、铁门拆下来炼钢。农村厨房里的铁锅也被砸掉，大家都到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吃饭。

 

有一天，教会的牧师对我说：“现在大跃进，大家都很忙，青年聚会得停止了。”我心里很困惑：教会怎么能停止青年聚会呢？北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大发展，有很多外地来的青年弟兄姊妹，我们平时见面机会不多，礼拜天聚会后中午就一起做饭吃，下午接着有青年聚会。教会有炉子，大家自己买米面、油盐酱醋，通常礼拜六都是我去买菜，不论寒暑，晚上我一个人洗菜准备。这个青年聚会，我们是很珍惜的，现在却要被停止了。更让我们不解的是，米面、油盐酱醋、碗筷突然都不见了。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买的，怎么就被没收了呢？

 

原来北京城区有二十多处礼拜堂聚会，1958年的社会形势兴起了基督教各派系聚会的大联合，城区聚会合并成东南西北四处，由“三自会”派代表常驻领导聚会。我所在的宽街堂是北边的聚会场所。教会大联合后，各宗派混合在一起，讲道的人轮流上台。有一次的讲道说：“上帝就是人民，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上帝服务。”又有一天报告说：“18岁以下的小孩不要进教堂。”我心里想：“我们聚会一向有儿童主日学，怎么从今以后18岁以下的孩子都不能进来了？”再过一个礼拜又报告了：“聚会散会以后就要关大门，请各位不能在会场里停留。”我们几个青年人就说：“教会这样怎么行呢？我们去找教会的带领人谈谈。”当时教会的牧师就和我们约了下个礼拜日一起好好坐下来谈。

 

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们大概有五位青年，坐成一排，对方来了七八个人，坐在对面一排。他们问我们到底有什么意见，我们便坦诚地说：“什么叫上帝就是人民？这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为什么18岁以下的孩子都不能进教会？主耶稣还说过‘要让小孩到我这里来’。我们这些弟兄姊妹都是外地来的，难得见见面，散会后聊聊，现在却要求我们马上离开，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讲完后，对面那一排人并未回应。就这么散会了，之后也不了了之。

 

从1958年到1962年，这四年中尽管我们这些青年弟兄姊妹无法在会堂相聚，但还是聚了几次。比如，某位弟兄结婚时，我们到他的宿舍里聚会，七八个人彼此勉励。此外，在春天和秋天，我们还一起郊游了两三次。有时候礼拜天，我就想：“我们的心灵之家究竟在哪里呀？”

 

3、草木皆兵

 

那些年间，我所在医院的领导对我非常“关心”，经常向我周围的人打听我的情况，我心想：“你就问我本人好了，为什么问我旁边的人呢？”有时候，几位年轻弟兄到医院里来看我，我们一起在院子里走一走、坐一坐。后来这竟成了一个“大案”，我们医院的党委开会讨论，说我带着人在医院里画地形图，为蒋介石反攻大陆作准备。（对于医院这小块地方，这完全是脱离现实的幻想。）

 

礼拜天下午，我们偶尔到一位弟兄家里坐一坐。我们都是一块儿从上海过去的，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家里有钢琴，我们就一起弹弹琴、唱唱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些事情竟然在公安局里都有备案。甚至我的自行车停在哪里，靠着哪边墙，有没有人给我倒水喝……这些事情都记录在案。原来这位弟兄家里的保姆是“内线”。除了这些日常琐事，她报告不出什么其他的事情。

 

1962年的时候，因为有一对青年弟兄姊妹调动工作要到内蒙去，我们就说一起到北京白石桥紫竹院公园里去见见面。那次参加的人比较多一点，正巧又有从外地来的。于是，这件事也成为一件“大案”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那次见面，全程都有人盯着，谁先进去，谁先离开，离开的人乘着几路电车，到哪里下车，都记录在案。那天我们大家其实就是一起聚餐，自己做的包子大家分享，拍照留念，音乐学院的这位弟兄介绍了一首赞美诗的背景，一位黄姊妹念了一封她的丈夫吴弟兄写给她的信——后来这些都成了“反革命证据”。

 

在这样风声鹤唳的紧张形势下，我被医院下放去郊区的医院工作。我离开了弟兄姊妹，也离开了所有的聚会，生活骤然间变了模样。我常去北京山区巡回医疗，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餐桌上的食物常常是棒子粒饭，作为南方人，我实在难以适应——吃多了胃胀难忍，吃少了又饥肠辘辘。要么是大葱汤，要么是番薯。农民家中甚至没有筷子，我们只能匆匆到山坡上折两根树枝权当筷子。后来，我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偏偏溃疡长在血管上，每次发作都会出血，大便黑得像柏油一样。

 

4、批斗不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8年进入高潮。那时候除了“地富反坏右”又加上“牛鬼蛇神”，知识分子被叫成“臭老九”，每天早晨一大串二三十个人排着队出去训话，接着就是无休止的体力劳动。

 

有一天突然出现了批判我的大字报，写的是：“反动教徒××为他们失去的天堂在哀哭”。这里所指的，正是十年前我们向教会带领人提意见的那件事。当年的情况都被记录在案，如今写在大字报上贴出来。

 

我被揪出来批斗的时候，刚开始的罪名是“反动教徒”。从开小会到开大会，从文斗到武斗。坐“喷气式飞机”（90度弯腰，时间长了实在是难以忍受）的时候，我不能动，只要一抬头马上就被拳打脚踢。有一次，一拳打得我的鼻血滴滴答答流下来，大概又打到了脸部神经，我的脸一半是麻木的，两三年以后才恢复过来。

 

那会儿白天晚上都有人看守着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打着明晃晃的灯照着我。我心里直犯嘀咕：“这么看着我到底想干什么？”想着想着，我忍不住笑出声来。结果对方说：“你还笑？”我的罪名越来越大，从“反动教徒”升级到“反革命教徒”，再升级成为“反革命分子”，最后升级到“现行反革命分子”。小会批，大会斗，到游街之后就把我送到看守所里关了起来。

 

5、黑暗囚牢

 

1969年5月17日，经过好几个月的喧嚷纷乱之后我来到看守所。终于安静下来了，我松了一口气，我心里想，我不是国民党员，不是三青团员[4]，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过，我就是信了耶稣，一定很快就能搞清楚的。正因如此，我的内心反而释然了。那天晚上，我脱下鞋子当作枕头，尽管没有被子可盖，却依然酣然入睡。到了早晨，我心里开始忧愁：“我的家庭怎么办？我的工作怎么办？”但又转念一想，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对主说：“主啊，现在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我就这样了，你看着办吧。”

 

那时我已经结婚，我的妻子独自在家乡生活，因为怕影响她，我一直没有给家里写信要求什么。我进看守所几天后，医院的领导给我送进一条被子，还有一个白搪瓷的带盖水缸。我觉得这两件东西够我过生活了。看守所的水泥地上有一大块木板地，大家并排睡在木板地上，每天早晨一吹哨，大家就起来背靠着墙头坐着，眼睛要看着窗户。窗户外有巡逻兵24小时巡逻，我们不能低头，也不能闭眼。早晨给我们半脸盆水，供七八个人洗脸，有人泼一点水在脸上就算洗了，洗完脸的水还有人洗头。我们一天只能出去四次，两次是在院子里露天蹲在泥地上吃饭，还有两次是排队上厕所。夏天有时候突然闪电雷鸣、倾盆大雨，我们正好在场地蹲着吃饭，大家全身都湿透了，但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可以算是洗了澡。

 

我们一天天地枯坐在那里，有时听到哭叫的声音，有时听到训话骂人的声音，有时听到铐脚镣的人带铁链走路的声音。在这里也能听到广播传达的“最高指示”，但没有任何的书报可以看，连“红宝书”都没有。听说在监狱里还能放风，但在看守所里就是这样一天天地被关押着。我们巴不得早点被判刑，可以到监狱里去劳动，这样还能有机会活动活动。人一天到晚坐着不能动，渐渐就失去了力气。我们房里有个被关了两年的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吹哨出去的时候，他只能扶着墙慢慢走。时间久了，我们的衣服都像庙里的偶像一样，衣褶里积攒着灰。有一次，我吃坏了肚子，腹泻，报告看守却没有人管，我只好拉在吃饭的搪瓷缸里。晚上把缸子洗一洗，再接着吃饭。

 

虽然我们彼此之间不能说话。但日子久了还是知道每个人是因为什么进来的，睡在我旁边的那个人是东北人，他先前是解放军，后来被俘虏成了国民党的士兵，所以那时就被抓进来了。还有一个农民，拿着报纸去点火烧饭，没想到报上有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就成了“反革命”。也有因为偷窃、生活腐化进来的。大家并排坐着，我就想起一句经文来：“祂被列在罪犯之中。”我心里说：“主啊，我不配跟你受这些苦。”

 

北京的十月，即便只是下一点小雨，天气也会变得格外寒冷。由于食物匮乏，活动受限，我的新陈代谢逐渐降低，身体总是感到阵阵寒意。人家都穿棉袄了，我还是穿着刚进去时的那两件衣服：一件单衣，一件人民装[5]。这身衣服渐渐浸透了油脂，好像一碰就要碎了。那时没有人敢给我送东西，我也不愿给家里写信，所以我的衣服快半年也没换洗过。到这时我只能写信请妻子寄棉衣过来。棉衣辗转寄来已是严冬。有一天清晨，洗完脸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无法站立，只能用手紧紧抓住铁栏杆。然而，手却被冻在铁栏杆上，用力才拔下来。

 

睡在我旁边的那个国民党士兵本来很胖，后来越来越瘦。他有痔疮，每次上厕所就流血，回来后血就滴在地上。渐渐地，他上不动厕所，也出不去吃饭了，全身浮肿。他每天晚上都会打呼噜，但有一天晚上却很安静，我觉得很奇怪，就推推他，结果发现人已经没气了。我赶紧起来报告：“出事了！”但却没人管。就这样，这具尸体在我们身边待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晨，才有人叫我们把他抬出去。

 

一个被关押的人就这样消失了，我的心情愈发沉重。每天，我靠墙坐着，思绪混乱，从日出到日落，从春夏到秋冬，日复一日地想着：“我的问题也许明天就会解决了吧。”然而，我已经被关押了一年，唯一剩下的，就是心中那一点点对主耶稣的信。我对主说：“我什么都做不了了，一切都由你掌控，一切都交给你了。”我向神祷告就是这样的无奈，常常是：“主啊，主啊”，说不出别的话。我已到了人生的最低谷，似乎近二十年来构建的新生命已被拆毁得只剩底了。

 

一直到第二年（1969年）的冬天。有一天，他们打开铁门叫我出去，那时我走路也很慢了，一步一步摸着墙走出去。到了一个房间，我看到一位长官，他对我说：“现行反革命分子××，回单位监督劳动。”我心里冰凉，似被重锤所击！快两年了，怎么还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关押的时候，我至少还暗暗期盼着也许有一天，我的问题能搞清楚。如今虽然被释放了，但这样宣告，我就没有任何希望了。

 

6、同心同行

 

回到医院后，立即开批斗会，还是批斗我，恢复了两年前的那种情况。批斗会结束后，他们把我押进一间约八平方米的小屋里，泥土地上放着一块床板，让我待在里面。我心里想，这就是我的新牢房吗？不过，这毕竟比之前好一点，至少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有活动四肢的自由了，可以喘口气了。于是，我躺在床板上准备睡觉。批斗会刚结束，我也累了，但这一晚，我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不像当初进看守所时那一夜酣睡。我回想自己是1961年结婚的，本来想要调动工作回家乡与妻子团聚，可我没有从北京调回去，反而从北京调到了郊区，又进了看守所，苦苦等了两年，等到的却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结论，我这一生不就完了吗？我心里如同压着千斤重担，沉重得喘不过气来。我心里不停地想着：我的家庭怎么办？我的父母怎么办？我的工作怎么办？我还能做外科医生吗？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还能执刀给人做手术吗？……我思绪万千，没有一个问题能解决，每个都是难题。我实在无计可施，只能一遍遍地呼求：“主啊，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此后我虽身在医院，却承担了许多杂务劳动。每天早上六点上班，劳动。郊区的医院有一百多床位，每一个房间都归我打扫，还包括前院的卫生，每一间厕所也都归我清理。我还干得挺卖力，因为我本来就不怕干活，把每个蹲坑用药水擦得光洁无污。我还要养实验动物，要割草喂兔子，剪下柏树枝给寒号鸟吃（一种供中药材的动物）。晚上呢，还要写检查。

 

我心里想，我这一辈子已经完了，不能再拖累妻子了，我和妻子结婚已经十年，却没有在一起生活过，我们也没有孩子。我从看守所回到单位劳动改造那天，她就被隔离审查，不能做原来的工作。她是做仪器分析的，因为怕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会破坏仪器，所以也给她开批斗会，接受劳动改造，跟我一样去扫厕所。所以我就给我家姊妹写了一封信说：“我现在是定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的前途看不到希望了。你已经等我十年，你现在可以有选择的自由了。”

 

在那个年代，不少夫妻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这些情况而分开，所以我说：“你现在可以有选择的自由了”。然而，我没有想到她在回信中说：“我理解你的处境，我甘愿一起负起这个重担，我愿意等待你，一直到我们再团聚。”

 

所以，婚姻最稳固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我们不仅有共同的信仰，而且还有共同的追求，都愿意奉献一生为神而活。所以即使她为了我的缘故劳动改造，但她却仍有这样的心志，始终持守不变。

 

我的妻子几次申请到北京来看我。当时的造反派有两个派别，一派同意了；她刚离开单位，另一派不同意，追到车站把她抓回去劳动，理由是：“与反革命份子应当划清界限，怎么可以去探视！”1970年的夏天，她总算被批准到北京来看我。刚一见面，我们四目相对，沉默无言，心中却涌动着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终于，我们牵起手，我开口道：“这些年你辛苦了。”妻子却说：“不，是你辛苦了。”就这样，我们打破沉默，心里的重担渐渐卸下，找回了久违的轻松。此后，我们恢复了往日的甘甜。当然，我每天仍需劳动，在医院旁的小山上割草喂兔子，剪柏树枝喂寒号鸟。我的姊妹会按时上山来看我，与我“不期而遇”。我们俩坐在山野间“约会”，仿佛回到了当初交朋友时的时光，心里满是甜蜜。

 

直到我和妻子结婚21年的时候，我才从北京调回了家乡。妻子曾感慨说：“如果当初结婚时你告诉我，我们要等21年才能团聚，我根本没有这信心和勇气和你结婚。现在神带领我们这样走过来，我们要宝贵每一天在一起的生活。”

 

虽然我们分开了21年，但我们却感受到双方的感情愈加深厚，而不是淡化。社会上许多人因两地分居而出现问题。相比之下，我和妻子的感情却越来越深。其中缘由最关键的是，我们两个人有共同的信仰与追求。所以，我想对年轻人说：选择伴侣时，务必抓住最重要的一点，别把次要的当主要，这样才能避免日后的遗憾。

 

7、凭主伸冤

 

当年我在看守所的时候，有一个外调人员告诉我：“你还不快点交代，你不知道你的材料里早就写上了，你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被‘内部控制’的人。”我心里恍然大悟，怪不得我长年处处被监视，也无法调动工作与妻子团聚。但我毕业的时候，领导不是明明告诉我，我是学生没有问题，要轻装上阵好好工作吗？

 

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实际上是非常天真。但社会就是一个复杂的大熔炉，“内部控制”这个帽子，原来离校的时候就给我扣上了。我从未做过任何违背国家和人民的事。从看守所出来后，我一心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写了许多申诉材料。郊区医院的一些同事对我比较了解，便陪着我妻子到北京各部门申诉。医院的党委书记也曾去公安局询问：“他以前的事我们不清楚，但他来医院工作后，我们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反革命行为，为什么定他为现行反革命？”公安局却回答：“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上级的决定。”我的妻子曾去了市公安局、市人委、卫生局，却一点用处都没有，反被训斥一顿。妻子说：“我实在是不愿意去了，但是为了让我们能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即使我不愿意再四处奔走，两腿也不由自主地继续迈步。”

 

直到1978年，有一次北京公安局派人来找我说：“改造这么多年，你有什么感想？你有什么要求？”我说领导把我的问题定为敌我矛盾，我要求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为我现在不是人，任何人都可以打我骂我，任何人都可以差我去做任何事，小孩都可以朝我扔东西。我希望能做一个‘人’。”他说：“你要认识到，你从一开始相信耶稣就是‘反革命’。”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这样的说法。我记得清清楚楚，1950年我是在一个福音聚会里决志相信耶稣的，是因为神的爱吸引我，弟兄姊妹的爱吸引我，我愿意为之付出终生，我愿意自己化成一滴水融入神爱的大海之中。这就是“反革命”吗？我说：“我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他说：“我今天就是来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你认识到信耶稣就是‘反革命’，今天就给你解决问题，如果你认识不到，我也没有办法。”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僵持不下，他站起来走了，我还是继续劳动改造。

 

北京有一位洪弟兄，当时与我一起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当时在紫竹院公园里一起吃包子照相，就是我们的“反革命证据”。）洪弟兄有一位很爱主的母亲，他们这些年来甘愿为主受苦，从来没有提过任何申诉，从来没有去找过任何部门。上海一位梁姊妹也通过我妻子送我一节经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3:5-6）

 

从此，我们夫妇二人心里才平静下来，决心全部交托给主，再不去找任何部门申诉了。一年后，1979年秋冬，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又来找我说：“你改造得怎么样？有什么要求？”还是那两个问题，我也按照之前答案回复他。但这次他说：“你的问题是思想意识问题，给你平反。还是做原来的工作，补发工资，不过你关押在看守所那两年的饭费，要从其中扣除。”

我欣喜若狂，妻子也是。她到北京来看我的那天，我从政府领了平反书回到宿舍，走廊里老远看见妻子的身影，我就举手喊着说：“胜利了，胜利了！”

 

8、经历实际

 

我好不容易重新回到医院上班。医院的工作本就繁忙，尤其是郊区医院，医生少，任务重。我们科里的外科医生们见我回去上班，他们开始轮休，都由我来顶班。这一次，我连续三天两夜都在做急诊手术，几乎没有休息。由于过度劳累，我多年未犯的十二指肠溃疡突然复发，出血严重。更糟糕的是，那天我骑自行车时摔了一跤，胳膊也摔伤了。郊区医院见状，赶紧把我送到了市里我原来工作的医院。那时我刚摘掉“反革命”的帽子、恢复工作才一个多礼拜。这是不幸中的万幸，要不然生病了谁管你呢？回想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时候，挨斗的人被拖到急诊室，往地上一扔，人们就走了，急诊室的医生护士有哪一个人敢去碰他？文革时候的很多事情是现在想象不到的。在看守所虽然食不果腹，劳动改造虽然栉风沐雨，我在那十年当中都没有犯过这病，如今刚上班一个多礼拜我就犯病了。

 

当时给我先后输血一千八百毫升，几乎是我全身血量的一半，然而我依然处于休克状态，最终决定进行手术。在那一刻，我和姊妹一同祷告。曾经，我是那个站在手术台前为他人操刀的人，如今却成了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心中难免忐忑：“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

 

然而，慢慢地，神让我们在同心祷告中产生了一个感悟：这二十多年的经历，原来并非源于他人如何对待我们，而是源于我当初在神面前的奉献。我曾毫不犹豫地对神说，愿意为祂付出一切——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前途、我的钱财、我的时间和精力……我是认认真真地向神表达的！可为何到了现实中，我却害怕了呢？我反复问我的家庭怎么办？我的外科工作怎么办？我的妻子怎么办？一切似乎都成了问题。

 

我意识到，当初我的奉献并非虚假，是真心的。然而，一个人的奉献不仅仅是心愿的表达，更需要实际的经历。唯有通过实际的试炼，我们才能真正胜过困难，生命才能成长。光靠表态是不够的，难道表态就是奉献吗？

 

通过这几十年的经历，神让我们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的生命其实非常脆弱幼稚，遇到一点困难就感到难以承受，似乎走到了人生的低谷。当我们看清这一切时，心中便无怨无悔了。原来，神是要藉此造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奉献究竟是什么。

 

有一首诗歌这样唱道：“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 这是我20岁蒙恩初期就深受感动并影响一生的一首诗。当我们唱诗祷告时，似乎什么都愿意，但真正去经历时，却发现这件事放不下来，那件事舍不得。神所要的，是塑造我们的生命，使之“模成”祂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才是最重要的。

 

以前，我觉得自己听得多、看得多、想得多，还能说得头头是道，觉得自己还不错。然而，实际上我的生命非常幼稚，外面所表达的远超里面生命的实际，一经试炼就难以承受。因此，神藉着人生的际遇把我带到了“零”的地步，好叫我在祂面前重新扎扎实实地成长。

 

就这样，我走过了人生的第二个二十五年。

 

第三个二十五年

 

1、回转主前

 

1982年，我正式调动工作，从北京回到家乡。我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了，我没能在他们病重的时候陪伴他们，尽到我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我有一个新的心志，就是好好读神的话，遵行神的道，扎扎实实在神面前追求生命的长进。以前我虽然有热心，但是经历了惧怕、失望，经受不起任何的试炼。不像有些弟兄姊妹，在艰难中不仅持守信仰，还做了更多的工作。例如，浙江的陈恩鸿弟兄，21岁就从上海去了海南传道，在三亚的少数民族中工作。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他为信仰的缘故五次入监，却想尽办法在狱中传福音。我心想，人家和我不一样，我在看守所里是一味地害怕，不断地问神：我的工作家庭前途怎么办？好像身处死荫幽谷一样。所以我更觉得事工上的热心替代不了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回家乡后一开始还去参加三自礼拜堂的聚会。然而我觉得听道得不着生命上的造就，我也常常想起一件事：我在北京平反以后不久，礼拜堂恢复主日崇拜了。有个礼拜天，我路过东单米市大街圣经公会的房子，那里的聚会刚结束，院子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站在围墙外，手扶着镂空铁栏杆，望着院内熙熙攘攘的人群，舍不得离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还有外国人，我心里感慨万千：“现在又有聚会了！”——正在这时，我看见一个人，就是1958年组织我们这些青年人提意见的那位牧师。他与这个人握手，与那个人谈话，我心里想：“你现在还是他们的教牧人员呀！？那时候不就是你给我们召开那个座谈会，结果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变成一个反革命集团吗？二十多年了，我们已经五十多岁了，这一辈子的黄金岁月都被这个‘反革命’的帽子吞噬了。”

 

在三自礼拜堂聚会，我心里头也有极大的不平安。虽然我个人受过一些伤害，但这个“不平安”里没有什么个人恩怨的问题（如果我们是为了个人恩怨，我们首先要被神定罪），只因为圣经以弗所书一章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充满的”（参弗1:23）。教会只能被基督所充满。歌罗西书说：“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参西1:18a）这就是我们分辨是非的关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不敢在家中聚会。因为七十年代初，北京几位弟兄姊妹在家中聚会，彼此交通，几天后，其中一人被捕。两个月后，他们换到另一家继续聚会，也就五六个人，可没过两天，又有一人被捕。后来大家才得知，这几位弟兄姊妹中有一个人是“线人”。他虽然是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弟兄, 但公安局是要他定期汇报的。所以，我心有余悸。

 

直到1985年，有些我熟悉的弟兄姊妹经常说：“我们的下一代，都逐渐长大了，如果再不跟他们讲讲圣经，一起大家聚聚会。他们就荒废了。”于是，在我家里就开始了读经聚会。久旱逢甘霖，神的道滋润人心，很快地来聚会的人越来越多了。

 

2、要你回去

 

退休后，1995年，我和妻子去香港探访姐姐。我在香港有一对好朋友，是我在北京工作时的同事。因患有过敏性哮喘，他们移居香港，住得离我姐姐家很近。他们很了解我在北京的经历。有一次，他们郑重地找我谈话，说：“你呀，别回去了。这几十年的遭遇我们都看在眼里。”他们还告诉我，他们女婿已为我安排好了一切。他们眼含泪水对我说：“这次你千万别回去，谁知道回去还会出什么事。”当时我毫无心理准备。他们说：“给你几天时间，好好考虑，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件事来得太突然，那天是礼拜四，我晚上睡不好觉，为这件事祷告了几天。我们心里实在很沉重，因为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到了礼拜天上午，我们去聚会。那天讲道内容刚好是创世记第30章，讲到神对雅各说：“你回去，回你本地本家，回你父家去。”我突然感觉到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一直比较熟悉雅各离开父家这件事，对神要他回去这件事却有些陌生，但那天讲道把这部分全讲清楚了。会后，我对妻子说：“今天是圣灵藉着我们不认识的讲员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得回去。”于是，那天下午，我们去找那位劝我留下、为我们安排好一切的朋友，告诉他们：“我们决定回去了。”当然，他们很不理解。但我们只知道，神已明明白白地引导我们“回本地本家”。

 

3、机构事奉

 

去香港之前，我已经参与到照顾年老孤寡肢体的服事中。原本我们是租房子办养老院，一再迁移，条件较差，几次租住在农民家中，最后租用了国家养老院的库房。就在回来的那一年，我们开始凭信起步，征得土地建房许可，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新房。1996年1月，休养老人迁入了属于自己的新居，当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喜事了。

 

不久后，我和几位弟兄姊妹开启了文字事工——一家经营基督教书籍的书店。我们注意到国内有众多弟兄姊妹，却没有一家公开注册的基督教书店。我们曾多次在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看到，一个城市往往有不少基督教书店。而国内这么多弟兄姊妹，竟没有一家书店为他们服务。于是，我们有了这个感动。在弟兄姊妹同心协力下，2002年4月，书店正式开始营业了。

 

我不是富有的人，我也没有条件享受国家分配的住房，我住的房子是我父亲留下的。我家有两个房产证，在事后的运转过程中，一个完全捐给了养老院，另一个因为书店要开展网上销售，用作资金支持。

 

5、建立教会

 

1995年，国务院发表《宗教管理条例》，说明凡是不在教堂里的聚会都要登记，要是不登记就定为非法的宗教活动。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中国在正常化过程中，一直在酝酿宗教法，这是构成国家法律所必须。为什么宗教法迟迟不能出台，而只有“管理条例”呢？主要是原则问题不能确定：到底是限制宗教还是扶助宗教。管理部门在按条例具体执行时，松紧程度因时而异，要紧就紧，要松就松。从1995年以后，我们家里的聚会因为人越来越多，有关部门就来找我们，要我们加入“三自”，我说：“‘三自’和我们不一样。”有一次，居委会的干部到我家门口守着，一个个点名，共有多少人；还有一次，专门派人在对门屋子的阳台上，观察我们聚会是什么情况。那时候还监听我家的电话，有一次一位弟兄给我打电话说：“您要我录的录音带已经录好了，我礼拜五给你送来。”等到下礼拜一，他单位领导就找他，问：“你送给他的是什么录音带？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台湾来的？”吓得这位小弟兄从此不敢再到我家里来了。

 

虽然政策要求宗教活动必须在礼拜堂进行，但礼拜堂里也不一定能进行宗教活动。九十年代，有一次上海的某教堂办圣诞音乐会，一位就读华东神学院的弟兄因为热心，在礼拜堂里散发福音单张。结果立刻有人举报，礼拜堂的长老赶来，一把抓住他问道：“‘谁让你在这儿发单张？这些单张哪儿来的？”得知他是神学院的学生，单张是从神学院食堂的炊事员那儿拿的后，长老又去追问炊事员。炊事员说：“我也不知道是谁把这些单张放在神学院门口的。”这才停下了追查。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在家里照样聚会，继续读圣经，讲圣经，我们不谈政治。从2006年3月5日开始，在新一代弟兄姊妹和众同工的支持下我们开始了礼拜天的主日崇拜，来参加的人就更多了，我家是三层楼房，从楼下坐到楼上，后来每周又分二批。到2008年我们只能开始向外植堂，2010年，又植出去一个堂。因新一代的负责弟兄有植堂的托付，后来我们植出去的堂又继续分出新的堂，各堂都独立向神负责，没有统一的架构。聚会越来越多，也兴起更多的人一起来服事神。逐渐，聚会场地从家庭转移到办公楼、酒店，有的聚会买房，有的聚会租房。但不管怎么变化，圣经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最高准则。

 

当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教会的建立和管理的问题。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我这个没有读过神学的人，未能潜心研究，我只是从我自己的实践和读经的感受上来分享，（呈现在“下篇”之中）。

 

有人总结说，我从香港回来后做了“ABC”三件事：A. 养老院（Aged home）；B. 书店（Bookstore）；C. 教会（Church）。这都是在过去的25年里完成的。这不能说是我个人的事，这一切是在众弟兄姊妹的协作和神的带领下完成的。传道书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传1:9）我将自己失败的经历摆在弟兄姊妹面前，希望你们能够吸取教训，这个世界满了试探引诱，我这几十年软弱失败的经历，总意是让我们敬畏神，看到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工作。不是看到这个世界针对自己做了什么，而是看到背后神的手，神要磨炼每位儿女的生命，模成耶稣基督的形像，促成教会成长成熟。

 

下篇：神的建造

 

以色列百姓屡次违背神，犯罪拜偶像，离弃神的道路，神便差派了许多先知试图挽回他们。然而，以色列百姓的顺服如同昙花一现，不久又重蹈覆辙，背离神的诫命。这种反复无常最终导致了北国与南国相继沦陷，人民被掳为奴。南国的覆灭大约在公元前586年。但神的旨意并非要永远毁灭祂的子民，祂早已定下七十年的期限，作为他们回归的时期。当这七十年期满，神兴起波斯王古列，准许以色列百姓重返耶路撒冷，恢复对神的敬拜，重燃耶路撒冷的火炬。

 

在以色列百姓回归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三个重大步骤。第一个是公元前516年圣殿的重建。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充满挑战，屡次受阻。阻拦有两种：一种来自外界，另一种竟出自以色列百姓自身。为什么他们会自己拦阻自己建圣殿呢？从哈该书中我们得知，许多回归耶路撒冷的百姓只顾修缮自家天花板，却不关心神的殿。于是，建造工程拖延了近二十年。直到哈该呼吁，他们才重新振作起来。最终，公元前516年，圣殿建成，成为神人同在的家和敬拜事奉的中心。

 

第二件大事发生在公元前458年，文士以斯拉率领一批人回归耶路撒冷。他的使命是带领以色列百姓专心研读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圣殿虽已建成，若没有律法的指引，敬拜与事奉就失去了根基和方向。因此，神兴起以斯拉作领袖，带领百姓研读、宣讲并践行神的律法。弟兄姊妹，这在回归历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第三件大事发生在公元前445年，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总结来说，第一件大事是建造圣殿，第二件大事是以律法充实圣殿，第三件大事是修建耶路撒冷城墙。这三件大事共同构成了以色列百姓回归耶路撒冷的完整图景，缺一不可。我们从八十年代以后逐步恢复教会，我深深体会到，对我们而言这三件大事也是缺一不可。

 

一、圣殿的重建

 

在圣经中，“神的殿”最早出现在创世记第28章，与雅各的故事紧密相连。雅各是个诡诈的人，他用一碗红豆汤从哥哥以扫手中换取长子名分，又骗取父亲以撒的祝福。因害怕以扫报复，他被迫离家，逃往舅舅拉班那里。这段旅程长达五六百公里，在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只能靠双脚行走。雅各离开温暖饱足的家，进入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充满了未知与危险。筋疲力尽之际，日头西沉，他捡起一块石头当枕头，躺下就睡了。就在这时，他做了一个梦：一个梯子立在地上，顶端通天，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他身旁，向他重申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应许与他同在、保护他，并带他回到这片土地。雅各醒来，惊叹道：“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将那地方命名为“伯特利”，意为“神的殿”或“天的门”。伯特利象征神与人同在，是天地相连的通道。

 

尽管雅各诡诈，神却因与亚伯拉罕的约，眷顾他，向他显现。神的殿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神与人同在的象征。在旧约中，它经历了不同形式：从摩西时代的会幕，到所罗门建造的圣殿，都是以色列人敬拜神、与神相遇的中心。

 

然而，主耶稣在新约中启示了更深的真理。在约翰福音第4章，他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敬拜地点时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时候到了！当主耶稣降世，真正的敬拜不再局限于地点——不在于宏伟的圣殿或高大的教堂，也不在于外在的形式与规模，而在于主耶稣这真正的圣殿，在于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屋子大小、建筑华丽都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有神的同在。

 

我在北京的时候，很得一位老姊妹的帮助，她是协和医院的一位护士长秦瑞珍。她性情温柔安静，经常找我们青年弟兄姊妹一起交通，关心我们。她曾和我分享说：“我从前是在大礼拜堂里聚会的，协和医院也是比较讲究的地方，设备也好，门窗上的零件都是铜铸的，每天都擦得净亮。礼拜堂的座位非常舒服，音响设施也好。但后来啊，一位姊妹带我到一个胡同里的一个家庭中，大家坐在长条板凳上聚会。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到那个漂亮舒服的教堂里去。因为在这里我真正遇到了神，生命得到了改变，得到了造就。”

 

弟兄姊妹，如果神给我们聚会的场地，我们感谢神，但房间的大小、设施的完善、交通的便利都是次要的事。罗马书2:28：“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两节圣经的中心思想就是：外面做的不“是”，里面做的才“是”。有神与我们同在才“是”。这个原则是1954年我从教会讲台的分享中得到，深入我心，几十年来，成为我生活行事的座右铭。

 

如今拜父的是以心灵和诚实。在圣经中，“心”这个字在许多地方就是代表“灵”。如果你去查考希腊文的字典，就会发现“心”和“灵”是相通的。人是由灵、魂（思想、意志、情感）和身体组成的。[6]正常的秩序是，灵应当引导魂，魂再指导身体的行为。然而，亚当吃了禁果后，他的灵与神隔绝，开始依靠自己的智慧，眼睛虽然明亮了，却远离了神。这就是“死”的含义之一——以自我为中心，依赖自己的思想、意志和情感来决定是非，拒绝神的引导。

 

更糟糕的是，现实中许多人不仅让魂主导身体，甚至单凭身体的需要反过来指导魂，这是完全颠倒的秩序，错上加错。因此，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就是在心灵的最深处，重新建立起与神真实的关系，并以真理为基础。这样的敬拜，才是神所喜悦的。

 

在新约中，“神的殿”有了更深的含义。首先，主耶稣是神的殿，耶稣的名字“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其次，永生神的教会是神的殿（参提前3:15）。无论外表如何，只要有神的同在，那里就是神的家，正如哥林多前书3:16所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再次，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成为神人同在的殿，“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林前6:19）

 

所以，回归神的第一步，就是建造神的殿。一方面我们的教会是神与人同在的“殿”，我们要在基督里建造这殿，让人进来以后，就觉得这个地方不一样，这是神的家。

 

另一方面，你就是神人同在的“殿”，你要建造这个“殿”，让人跟你接触以后，觉得你这个人与世界上的人不同。像我在学校里，刚刚重生得救的时候，就有一批爱主的弟兄姊妹深深地影响了我。至今七十余年我们仍保持联系，相互扶持，共奔天路。

 

重建神的家，重建你这个人，这是以色列人的回归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二、真理的教导

 

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到了西奈山，神在那里颁布了律法。整个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都在律法的约束之下，以律法为行事为人的准则。然而，到了最后，神做了一个总结，正如罗马书中所说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罗3:20）律法无法使人称义，那该怎么办呢？神的旨意是要拯救人，祂的永恒旨意是要将人从亚当夏娃堕落的状态中挽回。神让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降世，充充满满地有恩典和真理，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并从死里复活。罗马书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罗3:21-22）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神的义就加给我们了。新约时代我们不靠遵行律法称义，而是因信称义，这真是神的恩典。新约圣经到启示录为止，神的启示已经完备了。启示录22:18-19警告我们，谁也不能加添或删减神的启示。虽然新约没有像旧约那样逐条列出的律法，但整本圣经都是我们要持守的真理。

 

持守真理，首先是按照正意分解神的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例如，提摩太后书第1章提到：“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提后1:13）第2章又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2:15）提摩太后书第3章也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3:16）第4章则警告：“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提后4:3）许多人厌烦纯正的道理，喜欢到处听道，追求热闹的聚会，甚至偏离了真理的核心。然而，神的话语是神默示的，我们需要慢慢领悟，不能强解。神的话不可增加减少，对于暂时不明白之处，要等候，随着属灵的生命渐渐成长，往往就能领悟明白了。

 

其次，持守神的真道，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整本圣经都是神的真道，但在历史的长河中，特别是在公元300年以后，随着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教会得以公开发展，但也面临各种挑战和异端的冲击；因此，教会的长者们聚集在一起，通过大公会议，确立了一系列信经，以澄清和持守纯正的信仰。在这些信经的基础上，到了十六、十七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一些重要的信仰核心被进一步提炼出来，成为弟兄姊妹相交的底线。我提出三点供弟兄姊妹参考。

 

第一，三而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又是完全合一和谐的。这是我们信仰的前提。

 

第二，道成肉身的基督。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的耶稣，是无罪的、却被钉死于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死后第三天复活、之后升天的基督。

 

第三，因信称义。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绝对不是因行为称义，也不是因爱称义。这三条是我们信仰中最核心的部分，如果在这三点中有不同，我们就没有共同交流的基础。

 

教会的聚会总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学问有高有低，年龄有老有少，甚至不认识的人也可以坐在一起。这样一个聚会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的基础是属神的生命，生命的基础是圣经的真道。我觉得把守真道的底线就是以上三条。我们教会前几年的时候，曾经一起讨论过我们的信仰究竟是什么，整理出十条，希望弟兄姊妹背诵，十条有时候背不下来，但我说，这三条你一定要背的。

 

在这三条之外，圣经中还有很多的真理，但大家认识有先有后，各人的托付重点也有不同。关于生命的成长、教会的建造、属灵的追求等方面，不太容易统一。我们要有宽容和等候的态度，你可以在这三条的基础上和他取得交通，但你绝对不要勉强人家，因为只有圣灵在他心里作工，他才能真正地接受。否则你说了半天，人家不愿听你了。我们在一切的问题上都要以爱为重，因为神就是爱。如果你理由说得非常充足，却变得脸红耳赤，破坏了神的爱，那是事与愿违。耶稣说，爱神爱人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如果你有理不饶人，就丧失了神的爱，道理讲得再清楚，等于白费。因为神就是爱，唯有爱才能完全律法。处理一切的问题都要以爱为重。

 

最后，一定要好好读圣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好好读圣经的人不多。上班的人忙于工作，退休的人也许被照顾第三代的责任所牵绊，似乎“忙碌”成了这个时代的常态，不断吞噬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在教会里，大家也常常忙于各种事务，教会的工作确实不少。但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的忙碌与世人的忙碌是否一样？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没有在神面前有学习，没有在属灵生命上得着造就，那我们的忙碌与世人有何不同？不过是草木禾秸！

 

历史上，像慕勒这样的弟兄之所以被记念，不是因为他办了孤儿院，而是因为他在神面前学到了信心的功课，这才是存到永恒的工作。关键在于：你在神面前学到了什么？我分享过自己失败和软弱的经历，如果不是在最后看到神的手在我身上，让我学到该学的功课，那我所受的苦与世人无异。世上受苦的人很多，但基督徒与世人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虽然也会经历苦难，但在主里面有平安，生命得到长进。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后，世界本就是受咒诅的地方，我们也会经历肉体的败坏和苦难，但我们的心灵有神的同在，可以一边流泪，一边赞美。这就是基督徒与世人不同的地方。文士以斯拉的事奉让我们看到，圣经是我们的根基，只有在圣经的根基上建造，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我们的生活与事奉才不至于被架空，才不会沦为只有工作而没有神的忙碌。

 

同时，在安排教会活动时，心里也要有明确的界限。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被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因此，教会只能被基督所充满。教会的活动虽然丰富多样，但若没有基督在其中，就失去了意义。并不是所有世界上的事物都适合带入教会。教会是属神的，是圣洁的，我们应当谨慎分辨，确保一切活动都符合神的心意。

 

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公元前445年，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今天，我们的教会也需要这样的城墙。因为教会的人越来越多，来自不同背景、习惯、性格、要求的人聚在一起，组成了教会。教会是由人组成的，自然会带来各种不同的观点，人意和神意交织在一起。甚至有人说：“教会太复杂了！”确实，有人会抱怨，有人会不满，有人会离开，也有人不断加入。讲台上讲得好，大家点头；讲得不好，有人摇头，甚至换一个教会去听。难道我们都成了旁观者，只是在看戏吗？因此，我们需要像尼希米那样建造城墙，保护城内的居民，免得神的子民遭受苦难和凌辱。

 

尼希米曾打听耶路撒冷居民的情况，发现他们正因城墙被毁而“遭大难，受凌辱”。城墙在古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在建造教会的事奉中也是如此。

 

首先，城墙区分了城内和城外的居民。城内的居民有分别为圣的概念。有人对我说：“你们是老脑筋！”但“老脑筋”的标准在圣经里。举个例子，夏天聚会时，有位姊妹穿得单薄，与聚会的场合和身份不相称。于是，一位老姊妹提醒她：“姊妹，下次不要穿背带裙来聚会。”结果，这位姊妹不高兴，从此不再来聚会了。可是，城内与城外是有分别的，来敬拜神、聚会，就要有圣徒的体统。不要把社会上通行的事都带到教会里来，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只能被基督所充满。

 

这就是建造教会的“城墙”的第一个意义——分别为圣。

 

其二，城墙保护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有些基督徒像“游击队”，今天在这里聚会，明天又换地方，甚至抱怨：“没人关心我！”他们总是索取，却从未想过付出。这样的基督徒得不到保护。在教会里，我们需要彼此保护，但游走的基督徒却无法被保护，也无法保护自己。我奉劝所有还在游走的基督徒，要委身于一个教会，这样才能得到保护。

 

我从自己六七十年的基督徒生活中深深体会到，当我正常聚会、读经，与弟兄姊妹保持正常关系时，我的属灵生命就得到保护和成长；而当我离开这种生活，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离开了教会和弟兄姊妹就逐渐软弱、失败。基督徒是一个群体，不是孤立的个体。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再强的肢体也只是肢体，离不开身体。就像医学，大拇指的功能占手的50%，但若离开手，它的功能还剩多少呢？因此，再强的基督徒也必须在教会里，才能得到保护。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大卫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23:6）只有在教会里，我们才能得到充分的供应和保护。

 

所以教会“城墙”的第二个意义是——保护和供应圣徒。

 

第三，城墙有限制的作用。比如，关上城门后，我们便不能随意出入，这种限制是有益的。每个罪人都有老亚当的性情遗留，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限制。只有在肢体生活中，我们才能彼此磨合、接受限制，这是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圣灵所结的果子，最后一项就是节制。在教会里，事奉的机会很多，一同事奉是对我们生命的磨练，不要害怕与别人一起学习事奉而感到受限制，彼此的限制对我们的成长是有利的。在彼此的限制中，我们的生命才能正常成长，整个身体才能得益处。

 

所以“教会”城墙的第三个意义是，对我们正常的、积极的限制。

 

总之，城墙的意义在于分别为圣、保护供应和限制。因此，我们需要像尼希米那样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需要弟兄姊妹一起承担教会的事奉，我们不要做旁观者，不要做批评者，也不要做游兵散勇。难道神的儿女遭受苦难和凌辱，与我们无关吗？我们有谁在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谁在补漏洞呢？

 

让我们再看看尼希米是如何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他回到耶路撒冷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夜间巡视城墙，了解现状。随后，他做了三件关键的事：

 

第一，动员全民，合一建造。尼希米不是只派几个人去修，而是动员了所有以色列民一起参与。无论是大祭司、众祭司，还是商人、工匠、银匠、制香师；无论是行政长官，还是平民百姓；所有人都被号召起来，共同修建城墙。正如彼得前书第2章所说：“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每个人都有责任事奉神。事奉神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成为全职传道人，而是在各自的岗位上，活出事奉的生命。

 

谁去修建城墙？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个人都要补漏洞。我们教会的城墙如何？我们是否在建造神人同在的殿？我们是否在读圣经的同时，也在建造自己的属灵生命？

 

我们常常是“捅漏洞”的人，而不是“堵漏洞”或“补漏洞”的人。一点小事就你传我、我传他，坏事传千里——这是世界的常态。难道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吗？教会是由人组成的，怎么可能没有缺点？不要过于理想化，人聚在一起，难免会有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这些缺点？如何包容、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在基督里合一建造，同心协力。唯有合一才能建造。若不能合一，再大的本事也建不起来。

 

合一建造，并不意味着大家想法见解完全相同，而是“和而不同”。“和”是和平的“和”。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都从亚当那里继承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性；现在却因为在基督里受浸归为一体了，这个合一神已经做成了。我们的所行所言，千万不要去破坏合一，我们讲话要知道后果，极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的言行若破坏了合一就是我们的责任。神知道我们容易破坏合一，所以在约翰福音中，主耶稣离世前特别强调彼此相爱，并为他们洗脚作榜样。到了17章，祂更是举目向天，三次为门徒的合一祷告。神使我们在祂的生命里合而为一，在祂的真理里合而为一，在祂的爱里合而为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互相交换意见，彼此交通，而不是因观点不同而疏远。对于一切次要的问题，只要不涉及原则性的底线，我们都应以爱心彼此包容，避免争吵。以弗所书4章教导我们，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有些人性格急躁，开会时总是咄咄逼人，强调自己的主张。但我们要记住，弟兄姊妹在一起配搭事奉，需要彼此体谅，而不是以脾气大为借口。

 

所以合一建造教会，最重要的就是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一不是我们做成的,但我们要注意不要破坏合一。我们要做补漏洞的人，不要做拆城墙的人。

 

第二，互相配搭，分工合作。在耶路撒冷，每一段城墙都有明确的分工：从这个门到那个门归谁负责，哪个上坡到哪个下坡由谁管理，哪个转弯处到哪座墙由哪个家族承担——这些细节都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有人统计过，在尼希米记第3章中，修建城墙的工程队多达41支。我们建造教会也应当如此配搭。正如身体的百节各按自己的功用，以基督为元首，彼此相助，才能使教会渐渐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哥林多前书第12章讲到身体与肢体的比喻。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不体面的肢体，越发要给它体面；不俊美的，越发要让它俊美。总要彼此相顾，互相配搭，谁也少不了谁。不要要求别人的性情与你一样，也不要将自己的负担强加于人。每个人的负担、托付、使命可能都不一样。你不要总说：“我要做这件事，你们应该跟我一起去做。”每个人在教会中的服事不同，有的做招待，有的去探访，但都是不可或缺的。

 

神要改变的，不是我们的性格或能力，而是我们生命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所以有人说，到了新天新地，约翰还是约翰，彼得还是彼得。有的人脾气急，有的人脾气慢，有的人动作快，有的人动作慢。这个很难改变，并且彼此之间还可以互补。比如，夫妻之间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一个能干，一个不善家务，就反而能互补。所以，我们要彼此配搭，互相造就，而不是追求清一色，人人都一样，这不是神的旨意。

 

钢琴有88个键，从低音到高音，每个键都不同。如果它们都一样，就无法弹奏出美妙的乐曲。交响乐团也是如此，弦乐、管乐、鼓乐等几十种乐器，在指挥的引领下，共同奏响和谐的音乐。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身上最硬的是牙齿，最软的是舌头，它们两个配合得最好了。要不然我们说话说不了，吃东西也都没法吃。神喜悦的正是这种彼此配搭的美妙，而不是清一色的统一。

 

所以，不要因为某人不合你的胃口，就拒绝与他同工。真正的成长需要在实际生活中磨练，在爱中建立，在彼此的磨合中成熟。有人会说：“我最好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学习事奉。”可神给我们的功课，是在不同中求同。找完全一样的人一起事奉那才不是事奉呢！你觉得不同的人一起做事比较麻烦，但你以为神要你做多少事吗？不！神要的是磨炼你的生命。就像一个小孩在家里闹腾，妈妈让他坐下来画画，难道妈妈真的需要那张画吗？不！她是要训练孩子的耐心和专注。同样，神让我们事奉，不是为了完成多少任务，而是为了磨炼我们的属灵生命。唯有属灵的生命，才能存到永远。

 

彼得前书第2章中说，我们都像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然而，石头并非拿来就能直接使用。从山上开采出来的石头，棱角分明，若直接堆砌，彼此摩擦、碰撞，只会互相伤害。这是原生的、还带着老亚当性情的“石头”，需要被神磨炼，就是配搭事奉中的磨炼。古代建造房屋，每一块石头都需要精心雕琢。石匠在采石场中，根据整体的设计，将石头拼成花朵或树木的形状。但对石头本身而言，它并不知道自己会被雕琢成什么样子，也不明白匠人的心意。同样，我们在被神磨炼时，常常不明白祂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为什么别人不像我这样受苦？”然而，当神的殿最终建成时，一切都将显明。那时，我们会看到，神将我们雕琢成美好的样式，成为祂殿中的一部分。如同列王记上6:7中的景象：“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现在，神在雕刻我们，到新天新地，一幅美丽的图画构成的时候就再也不磨练了。神的荣光充满在圣殿之中。

 

所以我们现在是分工合作，互相配搭，互相造就。你造就我，我造就你。弟兄姊妹，你不明白，你就等候一下，求神给我们忍耐的心，接受神给我们磨练雕刻，神有祂的美意。神爱世界上属于祂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第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当尼希米重建城墙时，外族人轻看他，诬告他们背叛王，甚至嘲笑说：“你们建的城墙，连狐狸上去都能推倒。”他们还策划攻击，企图在城内制造混乱，趁其不备杀害他们。面对如此凶险的环境，尼希米带领百姓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时刻警惕敌人的破坏。他们晚上也不回家，和衣而睡在工地上，展现了无比的决心和团结。尼希米鼓励百姓：“不要怕他们！当记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尼4:14）这句话成为他们的力量源泉——我们的软弱和失败，就是因为忘记了这句话——在尼希米的带领下，他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仅用52天就完成了城墙的重建。

 

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也需要修建城墙。谁来修？谁来保护？谁来供应？谁来补漏洞？不要怕！神必为我们争战。

 

结语

 

如何建造教会？如何建造基督的身体？以上就是我们从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的功课中，学习到的三件重要的事。愿我们回归建造圣殿，建造神与人同在的家，愿我们以神的话语为根基，不要把自己架空，脱离神的真理。愿我们一起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使教会坚固、完整。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不虚度光阴，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

 

 

作者简介： 

江鸟医生，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老一辈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