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扎根教会 服事教会 建造教会
文/恩雨
一本小书
《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是黄锡培老先生于2014年所著的一本小书。全书只有120页，却蕴含着内地会温州宣教区从1895年到1950年的历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出自《诗经》，在出征与归来的时空交错中，深刻道出了战士们久戍边疆、思念家乡的心境。黄老先生以此为题，是为感念昔日赴温州的宣教士们披荆斩棘、舍己服事的福音精神。
温州1867年开教，1876年开埠，最早前来传道的是内地会差派的宣教士曹雅直（Mr. Scott)，此后又有蔡文才（Mr. Josiah Alexander Jackson)、稻惟德（Dr. Arthur Douthwaite）等人陆续来到。[1]从1867–1950年，算上宣教士病逝于温州的儿女，受内地会差派来温的共计74人。黄老先生从中选择了八位宣教士来书写他们的故事。这八位宣教士分别是：衡平均（Mr. Edward Hunt，1897–1921年在温州服事），衡师母魏思忠（Mrs. Alice Hunt，1890–1921年在温州服事），梅启文师母（Mrs. E. I. Menzies，1892–1914年在温州服事），谢姑娘（Miss Kathleen Stayner，1893–1906年在温州服事），夏时若（Mr. George Hugh Seville，1903–1919年在温州服事），夏师母江孟氏（Mrs. Jessie Merritt Seville，1900–1919年在温州服事），王廉（Mr. Francis Worley，1911–1932年在温州服事），王师母丁志贞（Mrs. Jessie Pettit Worley，1912–1950年在温州服事）。这八位宣教士的事奉，既有相互重合、一起同工的时期，又有彼此衔接、前赴后继的关系。
这几位宣教士并没有传记传世，书中主要资料来源于他们发表于内地会机关报《亿万华民》（北美版和英伦版）的书信和事工报告。非常感谢黄老先生对这几十年的《亿万华民》的阅读和检索，一点点拼凑出他们当年服事的图景。而宣教士在这些书信和报告中，更多记录的不是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而是当年温州教会的状况、温州早期信徒和传道人的见证。因此，笔者尝试将这本小书中珍贵的史料和自己的读后感加以结合，使读者在浮光掠影般地一瞥那些年内地会系温州教会的成长时，也被其中的见证所激励。
在艰难的环境中不断成长的温州教会
清末的温州，是一幅充满矛盾的图景：钟灵毓秀的山水之间，弥漫着贫瘠与蒙昧的沉疴。百姓贫苦，文教不彰，公共卫生意识匮乏，民间多仰赖鬼神，以致庙宇遍布。与此同时，乞丐与盗匪成为社会痼疾，也对传福音事奉带来威胁。1894年，宣教士谢姑娘（Miss Stayner）在城外村庄探访，不料有匪徒深夜入村，妄图绑架她们索要赎金，幸而接待她们的姐妹帮助她们逃出了魔掌。
因为社会危机严峻，民不聊生，宣教士常成为百姓的迁怒对象。1898年温州发生灾荒，引起暴动，曹雅直的妻子曹明道师母在街上被人打伤。暴动严重时，大部分宣教士要逃到江心屿的领事馆避难。
在温州宣教更为不易的是适应当地湿热的气候，宣教士们常常患病，频繁的瘟疫使得多位宣教士及其子女病逝于温州，戴德生的女儿戴存爱（Maria Hudson Taylor）和她的小女儿便是在温州服事时患痢疾而离世。[2]
温州教会的信徒常常受到逼迫。一是村民花费巨款装修庙宇，每到节期，村民以抽税方式集资，请戏班表演“神功戏”，信徒若不参与，便引发冲突，变成迫害。二是祭祖时全村按宗族辈分出份子钱，信徒必须抉择。因风俗习惯时常被挑战，村民对于信徒就更为仇视，官府又纵容包庇迫害者，使他们有恃无恐。例如1895年，萧家渡的村民以庙中偶像被毁坏为由，逼迫一位慕道友，甚至扬言要烧毁一切信徒房产；而官差收受贿赂，不仅没有维护治安，反而引起了全村的暴乱，福音站新建的牧师住宅和会堂被拆毁。之后知县派兵镇压更引起众怒，焚毁了20栋信徒民房。[3]
总结宣教士余思恩、衡平均分别在1904年、1907年的内地会年会上所作的报告，除了气候、疫病、逼迫、仇视等艰难外，20世纪初的温州教会还面对五大难题：1）信徒多来自贫穷家庭，没有经济能力支援教会，反而希冀传教士的帮助，信徒原来的工作也常常因信了主而受到亏损，以致失去原有的收入；2）华人传道的教育程度有限，很难对知识分子家庭传福音；3）信徒希望孩子能受基督徒教育，而现有学堂不足以供应需要；4）赌博之风、种罂粟、抽鸦片、文盲等问题严重，教会中只有一成男信徒识字，女信徒则更少，温州人中四百人才有一个受过教育的，故在教导方面只能口传；5）缺乏能以温州方言布道和教导圣经的宣教士。
但在如此艰困之中，内地会系温州教会却在不断扩展。摘录书中所记1902–1921年的相关数据，便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一进程[4]：
1902年，温州城中信徒504人。
1903年，城中信徒627人，华人传道60名，其中37名是义工。
1904年，温州城内聚会人数约1000人，城外村庄至少有2500人。宣教站每月出版一份中文报纸，送到各村镇，让信徒和慕道友有灵粮喂养。
1906年，城内信徒892人。
1907年，温州城内约有900名会友，其中女性约400人，参加聚会的约有1500人。有13–14个分区，每区有会堂，由驻堂牧师主持，并有传道人相辅助。义务传道人周末来教会事奉（类似于带职服事），全职牧师和传道人的生活则由宣教站负担。
1912年，温州宣教区会友约2200人，聚会人数约5990人。130间大小教会和福音堂。有不少平信徒自愿起来协助教会牧养，宣教士除了监督、巡回探访，也在城内举办圣经学校。
1914年，温州宣教站会友共2775人，150处聚会点，40位受薪传道人，161位义务传道人。
1917年，温州宣教区会友约3000人，分别在160多个会堂聚会，有42位驻堂牧师和180多位驻堂传道人。
1919年乡村福音堂增至169个，由带职事奉的本地传道人牧养。差会逐渐推动教会自立，先设立本地长执会，再加上本地和本区的定期联合聚会，期待华人信徒慢慢多负责任，最终能承担所有事奉。
1921年，温州宣教区约有2100位信徒，90个福音站，130位华人传道。大部分福音站由当地传道人负责，宣教士常常去探访他们，支援他们。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到，温州教会的会友人数、聚会点数量一直在稳定地增长。
1902–1921年，正处在从庚子教难后到非基运动前中国教会的一个“黄金时代”，温州教会在此历史阶段中，也快速地成长。但这个阶段并非一帆风顺，实际上天灾、疫病、盗匪仍在持续搅扰着温州的宣教士和信徒。除此之外，从1910年起，温州教会便开始受到“教会自立运动”的影响。当时自立运动的参与者，更多从政治层面、而非教会成长的层面来思考和推动教会的自立、自传、自养，故持续不断地给温州教会带来困扰，破坏教会的合一，影响了一些同工和许多信徒离开。衡牧师对此评论说：“如果他们只传‘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话，我们为他们祝福，可惜绝大多数不是这样。故需要代祷，求神施恩兴起中国领袖，来代替宣教士。”[5]感谢主应允祷告，从上述数据中可见华人传道人数日渐增多，除了驻堂的全职传道，也有许多乡村福音堂的本地传道人兴起。他们原是年轻农夫、铁匠、木匠、小贩等，一周勤劳作工后，周末就到各地传道、牧养会友。
温州教会虽然身处各样的艰难之中，却能不断栽培工人出来服事，不断带领人悔改归主，真是显出了福音的能力。这也许是因为多年来教会一直在教导：“我们得救是为了他人也能得救。”
温州教会火热的福音事奉
“我们得救是为了他人也能得救。”这句教导来自内地会最先来温州传道的“独脚番人”曹雅直牧师。他当年到内地会应征时，戴德生牧师问他说：“你只有一条腿，为什么还坚持要去中国？”他回答说：“因为我看不到两条腿的人去，所以我必须去。”这位“必须去中国”的曹牧师，在温州服事了整整二十年，建立了花园巷教会、男校；他的妻子曹明道多做妇女事工，建立女校。在曹牧师病逝后，曹师母继续坚持服事了温州教会十年。
温州还有两位在丈夫去世之后仍坚持服事的女宣教士，共同成为美好的见证。梅师母是苏格兰人，1891年抵华，在温州服事两年后与梅教士结婚。1895年，她不满十个月大的孩子因感染霍乱病逝，一周之后，她的丈夫也安息主怀。梅师母在极度悲痛中仍坚持在禾场上事奉。她在给戴德生牧师的信中说：“父神有祂的旨意，家人全都走了，留下我一人，但我并不孤单，因为主耶稣应许说：‘无论怎样，我会继续与你同在。’神接去了祂的工人，但祂的工作仍须继续下去……我渴慕遵行祂的旨意，祂已经取去我的一切，现在能献上的，就是我的余生。祂先将我倒空，然后以祂的慈爱、怜悯和能力充满我……”[6]此后，梅师母常常到乡村传福音，开办妇女圣经学校，造就了许多人。1914年她与一位服事金华教会的宣教士结婚，之后又在金华工作了13年。当1927年她离开中国之时，已经在浙江服事了近四十年。
还有一位王师母，来自新西兰，1912年被派到温州服事。1932年她的丈夫王廉教士突然病逝，她继承遗志继续服事，负责妇女圣经学校事工。许多姐妹是在她的教导和帮助下信主的。她与温州的信徒一起经历了八年抗战，在战时仍然开办圣经学校，每次学校结业之后都有学生信主。1950年底，64岁的王师母才被迫离开她服事了38年的禾场。
宣教士忠心事主的心志也激励着温州教会的初代信徒。第一代中国基督徒的处境，往往比宣教士更为艰难，四邻鄙夷、亲族不容，但他们甘心为主受苦，并在各样艰难之中将主的道传扬开来。例如神学家刘廷芳的祖母叶氏，她原是一位大家闺秀，丈夫去世后独自养育幼子，因为在婆婆的丧事中拒绝跪拜死人，而被夫家亲族逼迫，只给她1/16的遗产，使她生活难以为继。但她后来却成为曹师母的好助手，负责女校工作，又成为温州教会的第一位女传道。又如永嘉县第一位受洗信徒张砥（音译），他本以摆渡为生，在主日义务载无力付船钱的信徒过河聚会。义和团暴乱中，他常受村民威胁，却宁死不屈。后来他成为一位基督的工人，在宣教站中工作。他的妻子曾是女校学生，也引领许多人归主。
因城外会友居住分散，宣教士们常常结伴而行、下乡探访，到哪一处福音堂，就在哪一处布道，也在信徒的家中向邻居们布道。在宣教士们的榜样和教导的激励下，温州教会的信徒格外火热地传福音。他们亲自向亲友邻舍传福音、作见证，趁新春放假也会展开特别的传福音工作。例如夏时若牧师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1914年1月26日大年初一，温州城内中、南和西三堂，约有70位信徒，两三人一组作伴，在城外村庄、城内街道，逐家分发福音单张、售卖福音书，共分发了2500份。初五下午，全体回到会堂报告，反应非常好，不常开口传福音的，也找到听众；但仇敌反对力量也大，不肯接受单张的、反对和反驳信仰的比比皆是。”[7]
为了趁此机会鼓励信徒广传福音，教会紧接着举行了强调传福音的培灵会和圣经学校，教导并推行个人布道，采取“一领一”的方式，邀请未信者来布道会。1914年2月14日下午，“一领一福音队” 成立，约有50个成员，立志做三百日传福音工作，要在有限时间内把福音传遍全区。还有些人奉献金钱，用来支持外出传福音者一切的费用。1914年年底最后一次施洗时，受洗的人数达到151人，为历年之冠。
温州的妇女事工格外有成效，衡平均师母1890年刚来温州时，看到妇女们很少出门，更少人识字；而1917年，已经有许多妇女带着圣经和诗歌本前来聚会。教会的妇女查经班每周主日进行，还有不少男子来旁听。教会又在农闲时间举办妇女圣经学校，邀请各村妇女来宣教站住一个月，白天查经，晚上有专题讲道。许多妇女因此归主，又因为努力学习，就能用神的话向其他女子传福音，从信徒成长为工人。宣教士们感受到，妇女圣经学校是向妇女传福音和栽培信徒的最好途径。这样栽培，建立了不少十分爱主的姐妹，她们除了向邻舍传福音外，还两人一组下乡布道，不少村庄福音堂，都是由她们传福音开始的。
学堂事工也给温州教会带来祝福。女校中多数女孩在离开学校前已信主，她们多成为传道人的妻子，也有嫁给农夫和商人的，她们都把信仰传给下一代。而男校的许多毕业生都成为教会的义务传道人。
温州的信徒爱慕主道、热心传道，不仅表现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就是在天灾人祸带来社会动荡的时候，他们也为他人灵魂的得救费时费力。1929–1930年，温州发生大饥荒，教会不仅救济灾民，也在灾民中传福音。女宣教士带领着一队队姐妹们，到流落在街头和寺院里的妇女、孩童中传道。那时虽盗匪横行，教会仍有一支四人福音布道队，去不常有人传福音的地方传福音，白天两个两个地出去，逐家个人布道和发单张，晚上则四人合力开布道会，事工很有果效。
抗战中，温州被占领后，牧师被毒打，会堂驻扎军队，但教会仍轮流在各信徒家里聚会崇拜，城外农村福音堂每主日仍经常举行主日崇拜。温州难民南下，其中的信徒们仍在随走随传，成为难民中的无名传道者，而且那时温州仍有福音布道队。有一位不知名的姐妹，在抗战时期，带着孩子们逃到一个荒僻村庄，主日清晨爬上山祷告读经敬拜。她的举动引起村民的好奇，就邀请她传福音给他们听。于是她一周周聚集村民，向他们传福音，带领村中孩子唱诗歌。后来她联络上温州布道队，布道队立即前往，那村庄就有多人归主。
1942年2月至4月，趁着战事稍缓，教会坚持在四间不同的福音堂举办了四期妇女圣经学校。王师母在信中写道：“虽然物价高涨，但我们仍有193名妇女参加，真是令人兴奋。为着省钱，有两处福音堂的学生用番薯皮混合的小饭团果腹，另外两处则差不多晚上全部回家。学生们对功课的投入和对课程的兴趣，令我们感到喜不自胜，主与我们同在，每处都有人决志信主。”[8]
1949–1950年，温州教会仍坚持开办圣经学校，教会的生存环境虽然越来越恶劣，传道人也被逼迫和囚禁，但是到1950年底，仍有300人受洗加入教会。
类似的记述还有许多，虽然都比较简短，但却使我们看到神赐给祂儿女的，真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后1:7）。黄老先生没有对任何一位人物的事迹多加渲染，但书中这些平实简洁的文字，如含在口中的橄榄，思想回味时方体会到当年宣教士和信徒对福音的热忱，对神事工的忠心和舍己。他们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中，聚会不停，传讲福音不停，训练门徒不停，真实地见证了“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干旱之年，结果不止”（参耶17:8）。
结语
合上这本小书，便有一句经文涌上心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腓1:27）书中所记温州教会的成长，正是一家家人、一代代人“前赴后继”的结果。无论是西方宣教士，还是中国传道人和信徒，都有着迫切救人灵魂的心，而他们的服事也结实累累。宣教士离开中国后，温州教会处境越来越艰难。1953–1959年，有形教会被摧毁。1959年温州竟成为“无宗教区”试点，然而第二年，温州教会在信徒家中的聚会便开始了。[9]在文化大革命中，福音快速传播，信徒甚至藉着婚礼和葬礼的机会布道。九十年代，温州的福音事工更为复兴，温州的商人潮、学生潮也将福音带到全国各地。思想这些历史，又对照这本小书，不由感受到温州教会对福音的火热、对聚会的坚守、对主的忠心，都能追溯到几十年前的源流。由此，就更令我们感受到，服事基督的教会该当如何谨慎地用金银宝石建造。当下的事奉既是及时地撒种浇灌，也将形成属灵的传承。
[1] 后来循道会也差遣了多位宣教士来到温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2] 黄锡培，《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14），51–52。
[3] 黄锡培，《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25–26。
[4] 这些数据和史料若无特殊说明皆引自书中，因避免繁琐没有注明出处。
[5] 黄锡培，《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17。
[6] 黄锡培，《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29–30。
[7] 黄锡培，《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71。
[8] 黄锡培，《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94。
[9] 舍禾，《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下册）》（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2015），495。